1644年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就在這一年，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走到了盡頭。與此同時，中國又出現了三股主要勢力逐鹿中原的情況，這三股勢力分別是：大清政權、大順政權，以及南明弘光政權。
大清政權也就是後來的清朝，這個大家想必都非常瞭解。大順政權由農民起義軍領袖李自成所創建，雖然起初大家都視李自成和他的軍隊爲“闖賊”、“流寇”。但到了1644年的時候，人們的印象已經普遍改變。許多人都開始承認李自成將是未來新王朝的統治者，這一點從當時大批官紳歸附到大順政權中就可以看出。南明弘光政權是明朝崇禎皇帝殉國後，明朝宗室和遺臣們在留都南京建立的政權，弘光皇帝朱由崧是萬曆皇帝之孫、崇禎皇帝的堂兄。因此在當時人們眼中，南明自然是最爲正統的政權。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這種羣雄割據的局面往往要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可是這次卻不一樣，僅僅過了一年時間，清軍就以銳不可當之勢，相繼攻滅大順政權和南明弘光政權，統一了大半個中國。清軍入關之時，所率兵力僅有十萬餘人，爲何能進展如此神速呢?究其原因並非滿清八旗軍天下無敵，而是因爲許多原來侍奉明朝的文臣武將紛紛率領本部兵馬降清，極大擴充了滿清的實力，以至於讓清軍在南征北戰的過程中，兵力反而越來越多。那麼問題來了，爲什麼這些明朝的文臣武將不去歸附南明，或是歸附大順，而非得去向清廷投降呢?
從個人感情上來說，這些文臣武將無疑對南明政權最難以割捨的，畢竟他們個個都世受皇恩。退而求其次的話，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也可以接受，因爲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上並非稀罕事，從個人和家族利益上來考慮，給大明朝老朱家打工和給大順朝老李家打工，本質上沒什麼區別。至於歸降大清政權，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當時明朝人都稱呼滿人爲“建虜”、“韃子”，在他們心目中，滿清就是由一羣孔武有力，不懂禮數的蠻夷組成的原始政權。投降滿清，那就相當於成爲“韃子”的奴隸，這是何等的屈辱，對當時明朝人來說，簡直無法想象。可事實上卻是，成批的文臣武將投向了滿清，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原來，在1644年初，李自成率軍攻打北京的時候，官紳們眼看國家即將易姓改號，於是紛紛改換門庭加入到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中。明末史學家談遷在他的著作《國榷》中用八個字形容當時的情景是：“衣冠介冑，叛降如雲”。可是讓人想不到的是，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後，爲了解決軍餉問題，竟下令對官紳追贓助餉，也就是強迫大家交出銀子，沒交納規定額度的銀子就要被嚴刑拷打，活活打死者不在少數。官紳們放棄名節，改投到李自成陣營中原本是爲了保全個人和家族的利益，結果遭遇追贓助餉，不僅名聲盡毀，甚至連生命安全都無法保障。一位身陷北京的明朝官員在絕望中憤慨地說道：“是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在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追贓助餉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和原來明朝官紳階層成了勢不兩立的羣體，很多人都想盡辦法逃往南方。可是，當逃到南方的官紳們抵達南京後，等待他們的不是南明朝廷的熱烈歡迎，而是權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掀起的“順案”審查。所謂“順案”就是指李自成攻下北京後，被嫌疑有過變節行爲的明朝官紳。馬、阮等人利用“順案”瘋狂迫害自己的政敵。
清軍在山海關打敗李自成後進入北京，攝政王多爾袞採納了漢族大臣洪承疇、范文程等人的建議，對原來明朝官紳採取了積極拉攏的策略，“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不久又宣佈：“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爲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清廷的這些籠絡策略對於當時正處在走投無路情況下的明朝官紳而言，可謂是絕處逢生，於是大家紛紛改投清廷。這些投降的官員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數人的官職比原來更高，在他們的示範效應下，更多漢族官紳投身清廷，清朝在入關之初就是用了這種恩威並施的策略，迅速席捲了中國的大江南北。
參考文獻：《清世祖實錄》、彭孫貽《平寇志》、錢甹只《甲申傳信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