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清朝時期的傳教士，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清初耶穌會傳教士曾經在政壇上發揮巨大能量，深度參與到滿清國政之中，對於滿清統治的穩固有無可替代的作用，順治、康熙對傳教士也頗予優容。支配欲奇強的雍正上臺之後，因一系列原因打擊傳教士，滿清對世界的認知更模糊了。
十七世紀中期在華的耶穌會士們，憑藉着自身的智慧，在明清鼎革及清初的政治變動中生存了下來，並且不斷獲得清廷的恩寵，使得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獲得極大的發展。
與此同時，這些傳教士們利用其所帶來的“歐風美雨”，深度參與到清初的政治局勢當中，並且對清初的政局影響重大。
順治朝——傳教士成了順治的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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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若望爲代表的的傳教士，經常利用自己掌管欽天監職務來參與政事。
順治六年(1649)，多爾袞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爲由，欲在神木廠附近建造新城。當時多爾袞已經命戶部，工部與欽天監丈量城基，確定方向的前期準備工作。
此時，湯若望上了一份奏摺，從天象、地理等方面訴說建造新城的種種不妥：“竊照都城大勢起自北幹，左碣石而右太行，枕居庸而襟河濟，形勝甲御天下。前人原有深意，無容再喙······臣前奏屢占驗，有月生暈，有霧氣，有風，皆主土工興之兆，然此兆非建城所宜，乃天心垂愛示警也······”奏摺上呈後，內院傳湯若望面談，最終結果是：“上說：你說的是，主意定了，不作了，該你說的。”由此可見，湯若望奏摺是扭轉乾坤的關鍵。
元代以後，西藏僧侶們把達賴喇嘛視爲觀世音菩薩的化現;把漢地的皇帝視爲文殊菩薩的化現;又把蒙古大汗視爲金剛手菩薩的化現，從而形成了一種佛教世界意義的特殊“三聖”結構。分別代表：慈悲(觀音)、智慧(文殊)和勇武(金剛手)，從此將西藏、蒙古和漢地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滿洲起兵反明以後，爲了壯大己方力量，採取拉攏蒙藏的策略。而這其中，藏傳佛教無疑是連接滿洲與蒙古、西藏的一根強有力的紐帶。
達賴喇嘛進京朝覲就成爲清初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清初中央政府與西藏關係史上的大事。滿清入關以前，皇太極就因喀爾喀蒙古尚未歸順清廷，“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聽”，因而邀請五世達賴前來會面，只是最後無果而終。入關以後，攝政王多爾袞更是多次敦促達賴喇嘛前來內地覲見。
順治六年(1649)，達賴喇嘛接受邀請，答應赴京。由於西藏與內地自然環境的差異，達賴喇嘛一開始非常擔心在內地染病，“爲了不違背皇帝的聖旨，我答應赴京。中原地域遼闊，我擔心會染上天花和熱病，上述詳細具奏不能久留的理由”。在內地感染熱病確實達賴喇嘛使團的一大擔憂，達賴喇嘛在行至青海時上奏請求於邊外相見，“但因內地疾疫甚多，改在呼和浩特或代噶地方見，妥否，伏惟上裁”。
順治帝在順治九年八月給達賴的敕文中表示自己願意於邊外相迎。九月，順治帝讓羣臣就是否出迎達賴使團一事各抒己見，當時順治傾向於出邊迎接，令達賴住於邊外。當時的滿洲大臣包括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位議政大臣表示支持順治出邊迎接。
理由有幾點：首先，皇太極曾邀請五世達賴前來，目的是利用達賴喇嘛在蒙古各部中的影響力，促成喀爾喀蒙古歸附清朝。邀請並禮遇達賴喇嘛是從皇太極以來一貫策略。
其次，滿洲大臣認爲“上若親往迎之，喀爾喀亦從之來歸，大有裨益”。入關以來，喀爾喀蒙古並未臣服清朝，而利用達賴喇嘛的影響力促成喀爾喀蒙古歸順，對於清朝邊疆地區的穩定有重要意義。
最後，滿洲大臣認爲請而不迎，於理未當。“以我召之來又不往迎，必至中途而返，恐喀爾喀亦因之不來歸順。”甚至會帶來嚴重的負面後果。
漢族大臣則認爲“皇帝乃天下國家之主，無需親自出邊迎接，亦不讓其進入內地，只派大臣於邊外與達賴相會即可。”滿漢兩班大臣的主張可謂大相徑庭。但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出邊相見最能使清朝利益最大化，因此順治也是同意這一方案。
就在順治出邊已成定局之時，洪承疇等漢族大臣上奏摺，“稱欽天監奏報昨日太白星與日爭光，流星入紫微宮”等天象示警和歲飢寇警勸諫順治不要出迎達賴。此時的順治開始有些猶豫。就在這緊要關頭，以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爲代表的，掌管欽天監事務的官員出面上奏：“日體中忽然出現非常多的斑點，這些斑點就是喇嘛僧徒，因爲他們可以遮掩皇帝的光輝。”
湯若望爲代表的傳教士們反對佛教，傳播天主教的立場決定了他們贊同漢大臣，反對達賴喇嘛進京。他們勸諫皇帝：“不要自失尊嚴引招恥辱，會成爲歷史的污點，人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可以說，湯若望的這一番話，使得皇帝徹底決定不再出迎達賴使團。故後來達賴喇嘛帶着三百人的使團在京停留一月時間，稱因爲水土不服，自己和隨從生病，請求告歸，而後“含慍而去”。
喀爾喀蒙古、厄魯特蒙古是清初西北邊境的主要威脅。達賴喇嘛返藏後，本就處於不穩定狀態的西北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起來，外藩蒙古持續的對內地進行侵擾，並有規模擴大的趨勢。清廷詢問達賴喇嘛並要求達賴出面仲裁懲治作亂首領，但都並未得到積極迴應。請求達賴調停未果，又面對邊疆危機，四大臣也都束手無策，於是將滿腔怨恨都遷怒於以湯若望爲首的耶穌會士們。
康熙繼位後，四位輔政大臣執政，大批漢族大臣被排擠出權利核心。因當初順治年間與湯若望等傳教士的政治宿怨，西北邊疆衝突，以及在五世達賴進京一事而結下恩怨的累加，四大臣遂以耶穌會士們“職官謀叛本國，造妖書惑衆”爲罪名，掀起了康熙年間震驚朝野的“曆獄案”。湯若望爲首的傳教士們被判處死刑，後經過孝莊太后的介入，纔算保住了性命。
早在順治八年(1651)，孝莊的侄孫女病重，湯若望得知病情後，認爲無大礙，過幾天就會好了，於是很精明的把一個十字架給了來人，讓他給孝莊的侄孫女帶上，說佩戴在胸前四天就可以痊癒。果然四天後這女孩兒病就好了，一個小小的十字架叩開了清宮大門，孝莊從此認湯若望爲義父(湯若望比孝莊大21歲)，順治就管湯若望叫“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湯若望在順治面前有很高的政治話語權，與他和孝莊的這層關係密不可分。
順治的爺爺湯若望
順治十六年(1659)，鄭成功率軍北伐，進入長江並深入內地，一度包圍南京城。京師震動，此時的順治皇帝完全失去了鎮靜的態度，而且打算逃回滿洲老家。孝莊太后對他加以斥責：怎麼可以把祖宗的江山，這麼卑怯的放棄呢?他一聽太后的話，反而激起了狂暴的急怒，遂憤怒的拔出寶劍，說：“朕要御駕親征，或勝或死”，說完用劍把皇帝御座劈成碎塊。
孝莊嘗試用言詞來平復順治的暴躁，另派順治以前的奶媽勸他，結果更加激怒了他的怒氣，任何人都擋不住。北京各城門都很快貼出官方佈告，曉諭百姓，皇帝要親自出徵了。大臣們萬般無奈，最後只好請出湯若望。湯若望認爲順治一旦親征，會帶來京師的混亂，中原多難則不利於傳教事業的開展，決定勸說順治改變主意。後順治果真聽從其勸告，不再御駕親征，而就在這時，南方局勢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鄭成功戰敗，南京解圍。
順治帝臨終前，最擔心的是接班人問題。一開始他打算立自己的兄弟來繼位，以避免主少國疑。但是此舉遭到了孝莊的強烈反對。孝莊知道，只有自己的骨血繼位，才能保證自己的地位。順治後來又去詢問湯若望的想法，湯若望認爲，順治的四個兒子只有玄燁得過天花，終身免疫，所以應該立玄燁，順治最終順治採納了湯若望的建議。
“湯若望之於清世祖，猶魏徵之於唐太宗。”康熙之所以能登上帝位，傳教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康熙終其一生不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播，與此也有很大關係。
康熙朝——教學、造炮、談判的高級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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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從開始就對西學有着強烈的求知慾。康熙朝傳教士南懷仁說：“他幾乎是讓我整天待在他那裏，沒有別的事，就是在他繁忙的公務閒暇，和他一道研究有關數學的方面，特別是天文學方面問題。”“皇帝對天文學事物抱有如此熾烈的熱情!”
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張誠到達北京之後的一兩年內，康熙經常把傳教士請到宮中，傳授西學。史載：
康熙二十八年(1690)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召徐日升、張誠、白晉、安多等傳教士於內廷，諭以自後每日輪班養心殿，以清語授講量法等西學。上萬幾之暇，專心學問，好量法、測算、天文、形性、格致諸學，自是，即或臨幸暢春園，及巡幸省方，必諭張誠等隨行，或每日，或間日，授講西學。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場景，音樂教師徐日升努力製造一些樂器，張誠、白晉與安多給康熙介紹他們翻譯成滿文的歐幾里得幾何學與哲學，安多給康熙講解數學。
康熙也在學習數學等西學的過程中體會到巨大的樂趣，導致後來杭州教案發生之時，康熙對天主教及傳教士採取了寬容、接納和理解的態度，頒佈了康熙三十一年容教令。南懷仁等耶穌會士憑藉着西方科學知識，打通了“通天捷徑”，並藉此拓展在華傳教事業。
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幫助清廷治理曆法的同時，還爲清廷鑄造火炮。康熙三十一年(1673)，吳三桂起兵反清，清朝統治者重新重視紅衣大炮，遂給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傳旨：“着南懷仁盡心竭力，繹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輕便之用。”
自康熙十三年至康熙十五年，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共設計製造輕巧火炮、紅衣銅炮共計五百餘門，並教習八旗炮手正對星斗之法，提高炮手射擊目標的命中率。
“三藩之亂”是康熙年間直接威脅到清政府統治的嚴重政治危機，南懷仁等耶穌會士在其間鑄造火炮，教習技法的行爲，贏得了清廷極大的信任，並且對於戰爭形勢的扭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南懷仁幫滿清造炮
經過兩次雅克薩之戰後，1689年6月，清政府派出有索額圖，佟國剛等大臣和耶穌會士徐日升、張誠組成的使團，前往尼布楚與沙俄談判。徐日升、張誠兩人在中俄雙方的談判中擔當了翻譯和調停人的角色，多次使得陷入僵局的談判得以繼續。徐日升在其日記中的記載表明他領會了康熙議和的意圖，他和張誠“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讓、隨時準備中斷和談的中國人與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
在兩人的斡旋下，中俄雙方最終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根據徐日升的記載，索額圖等大臣在條約簽訂後派人向康熙稟報稱：
皇上無上英明，因爲他選擇了兩位神甫。我們不無慚愧的承認，一切都應歸功於他們。有許多次，全部事情似已歸於無望，是他們拯救了一切。如果他們沒有和我們同來，我們會一無所成。
康熙後來也給傳教士們傳旨稱讚：“謹慎勤勉辦事，對於議和的實現多有幫助。”
大概是因爲受到康熙酷愛西學的耳濡目染，諸皇子中也不乏精通西學之人。
晚年的康熙，因爲廢太子事件，以及諸皇子奪嫡而變的心灰意冷，生無可戀。在第二次廢除胤礽太子之位的兩年後，即康熙五十四年(1715)，準格爾部策妄阿拉布坦侵略哈密，康熙調兵遣將進行反擊，胤礽覺得朝廷用兵，需要人才之際想要戴罪立功，東山再起，於是用明礬水寫了一封隱形信件給普奇公爵，囑咐他在康熙面前推薦自己爲大將軍。
這封信要塗上小蘇打才能看到。這裏用到了化學方程式，最後生成的氫氧化鋁是白色固體，這種白色固體就是顯示出來的字跡。由此可見，廢太子胤礽還是頗有化學知識的。不過知子莫若父，康熙猜透了他的把戲，並把他徹底否決。
雍正朝——禁教與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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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歷了九王奪嫡的一番折騰之後，皇冠最終戴在四阿哥雍親王胤禛頭上。胤禛繼位後，以嚴猛治天下，其中自然包括對八、九兩位阿哥下手。
康熙臨終時，九阿哥胤禟的生母宜妃想衝到康熙枕邊，因此與雍正帝的生母德妃產生激烈衝突。雍正帝繼位之後，派胤禟奔赴西寧前線，取代同母弟十四阿哥胤禵，當然沒給他任何實權，實質上是讓年羹堯監視他，並且切斷跟八阿哥胤禩的聯繫。
胤禟與家人通信，爲了保密，使用羅馬字母代表某種暗號。他早年對基督教抱有興趣，和耶穌會士們頗有來往。甚至被派往西寧的時候，葡萄牙傳教士穆敬遠也行蹤隱祕的隨他一同前往，胤禟還接受了穆敬遠主持的洗禮。後來羅馬字母信件被雍正發現，雍正稱其“別造字樣，巧編格式，陰謀詭計甚於敵國奸細。”剝奪其皇族身份，並改名“賽思黑”(滿語豬的意思)。
九阿哥胤禟竟然懂羅馬文字
雍正決心把此案追查下去之後，發現了更爲波詭雲譎的內幕。努爾哈赤的嫡長子褚英系的蘇努一家全家皈依了基督教，而在康熙朝的諸阿哥爭鬥中，蘇努曾爲八阿哥出謀劃策而捲入政治漩渦。
雍正爲此對蘇努全家進行了嚴厲的處罰，並且對天主教和傳教士們發出了嚴厲的《聖諭廣訓》，即禁教令。將基督教列爲異端思想而加以嚴格管控，並最終關上了國門。
筆者在爬梳材料的過程中，發現在清初的順治、康熙、雍正年間，從滅南明、治曆法、平三藩、定蒙古、御沙俄乃至皇室內部權力的鬥爭與博弈中，以湯若望、南懷仁、利類斯、安文思、徐日升、張誠爲代表的的耶穌會士們，利用其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深度的參與到清初的政局當中，並且在其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