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子產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魯襄公三十年，鄭國子皮將鄭國權力授予子產。然而，面對外有兩大強權，內有“七穆”爭奪的局面，子產知道自己只是一個弱族，他不敢貿然答應，因此他說道：“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
我們都知道，此時子皮的地位在鄭國無人能比，所以他保證：“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之後，子產纔敢有所作爲。
子產爲政後，“有事伯石，賂與之邑”，此舉雖然受到子大叔的質疑，但子產舉鄭書爲例並作出回答：“「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由此可見，子產雖然對“族大寵多”的現象有所顧忌，卻也深諳爲政之道。
子產上臺後實行三項重要政策：爲田洫、作丘甲、鑄刑書。
子產執政一開始，先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其實早在以前，子駟就曾經“爲田洫”，在當時引發了一場大亂。
《左傳》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
子駟“爲田洫”引來殺身之禍，其原因正是子駟侵四族田。那麼，既然侵人田地會引發不良後果，爲什麼子產仍要爲之呢?
這恐怕就與當時土地制度的轉變有關了。衆所周知，如果正了封疆，那麼就可以多徵得些收入。而“多徵”的目的，正是鄭國必須“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競，以待強者而庇民焉”。面對如此沉重的負擔，必須廣籌財富，以滿足南北兩霸主——楚國與晉國的無盡需求。
子駟時代有南北兩霸主，到了子產執政時，霸主仍在，勒索的情況並未改善，所以子產不得不實行這種強化中央政權的政策。然而，此舉牽扯到鄭國貴族之間的利益，鑑於過往教訓，於是子產決定採用比較溫和的方式進行改革。
子產將土地的主權收歸國有，但是給予開墾者使用權，在子皮的撐腰下，政策得以順利進行，而後也得到了人民的認同。
《左傳》雲：“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執政一年後的子產讓人民想要殺他，但是三年過去，好處漸漸出現，人們才知道他的用心良苦，因此加以稱讚。雖然如此，子產改革的腳步並未停下。
魯昭公四年，“子產作丘賦”。一般皆認爲此舉與魯成公元年的“作丘甲”相似，它們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情勢所逼，不得不作出軍賦改革的調整決定。所謂“作丘賦”、“作丘甲”，統統都是軍事附加稅。以前農民徵召入伍時，需要自備武器，如今則改爲由政府準備，而農民只需要繳納軍事附加稅就行了。
這樣的行爲不僅擴大了兵車、步卒等兵役的徵收，也開始了車馬兵甲等軍費的徵收。然而，爲什麼要增加這些稅收呢?
無非是與晉、楚兩國索取無度，鄭國壓力極大有關，此事我們可以從“平丘之盟”時“子產爭承”中得到證明，如果不是對於兩國霸主窮於應付，子產何必爭承呢?而子產應付的辦法，就是增加國內稅收。
這項改革得不到支持是可以預料到的，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面對國家財政困難，子產只能說：“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魯昭公六年，子產要將某些事項藉由公佈的方式來昭告全國，並且確定下來，此時大家都不知道鄭國將要“鑄刑書”。
大家都在猜測，究竟是哪些事呢?是不是之前的改革與貴族利益有關，子產怕改革無法上行下效、多有阻礙，所以採用公佈的方式，令全國上下必須遵守呢?
而子產的行爲，引起叔向的反對。叔向認爲子產如此多事，鄭國將要亡敗在其手上了。他對於“鑄刑書”的意見，最爲強烈。
其實叔向心中害怕的是，刑法一旦公開，凡事必然都要被驗證於書，人民只要依法行事，就無懼於刑，貴族也就沒有尊貴的身份可言了。更何況，春秋時期的刑罰輕重並無絕對，貴族爲了保持威嚴，總是較庶民多一些有利的空間，他們私下作業，無人能議。刑法一旦公開，貴族與庶民同罪，無所逃於刑書，試問，貴族的地位哪還有尊貴可言?
然而，刑書的公開，是爲了解決當時政治經濟改革所引起的一些問題，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所以，子產只能以“救世”自許，表示勢在必行。
“國將亡，必多制”是叔向代表舊勢力，在時代的演進的背景下，一個看似憤怒，實則無力的吼聲。新勢力的崛起，是那個時代的潮流，勢必帶來新的規矩，新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