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關鎖國政策，指閉關自守，不與外界接觸的一種國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義。嚴格限制對外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也因此中國的整體國力及發展落後予西方國家。
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鄭和下西洋(1405-1433)後，實施海禁，並在北方修建明長城，是明朝鎖國的象徵。
1723年(雍正元年)，因與羅馬教廷間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白熱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傳教，並限制貿易，被視爲鎖國的開始。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西洋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清代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這一觀點，後來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並且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爲“清代閉關鎖國”。從相關政策執行中實際的微觀行爲和宏觀效果上看，同樣不是。另外，明清兩代，明朝雖然在明前期至隆慶開關時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隆慶開關時開放了漳州月港一處口岸。明代禁海時期約佔75%，開海時期約佔25%。在鴉片戰爭前的清代，禁海時期約佔15%，開海時期約佔85%。
閉關鎖國的由來
認定中國清代前期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馬克思在1853年爲《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接受了這一觀點。
因此，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並被“學者”們推至明代，寫入了教科書。於是，在大多數大陸中國人頭腦中形成了一個“常識”：明清時代“閉關鎖國”，“閉關鎖國”是造成中國歷史上由先進轉爲落後，以至近代長期捱打的重要原因。就是有學者不同意這一觀點也無從說起，就是說了也立即被主流意識形態淹沒。
“閉關鎖國”體現爲對海外貿易的各種限制性政策，其中最嚴重的是“海禁”，其次爲“一口通關”，再次爲其他限制性政策。
很多文章將“海禁”直接等同於“閉關鎖國”。但“海禁”的定義並不是簡單明瞭的。從各種文獻看，判斷海禁之有無的標準大不相同。有人以有無明文禁令爲標準，有人據市舶司或海關的開閉來判斷。
而且海禁有全面與部分之分，部分海禁又包括對特定港口、海域、航線(如東洋、南洋)或國家(如日本)，及只針對部分特定主體(如本國商民、“紅毛夷”、“倭人”)和客體(如某些商品、船隻)的禁令。應該指出的是，只針對未經政府允許的走私貿易禁令不應算做海禁(在如此寬泛的定義下，幾乎所有現代國家都在實行海禁)。另外，禁令不一定能夠有效實施，不同時期禁令實施的力度和效果有所不同，禁令的有無更不等於是否“閉關鎖國”。總體上說，明清兩代只在明前期、嘉靖倭亂時期和清初近乎全面海禁，時間跨度遠短於開海或部分開海時期。
明朝時期
實施海禁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諸侯割據.互相攻伐。在戰爭中失敗了的封建主，就組織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掠騷擾。 對此，洪武年間，朱元璋爲防沿海軍閥餘黨與海盜滋擾，下令實施自元朝開始的海禁政策 。爲了防止沿海反叛勢力私通倭寇，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罷太倉黃渡市舶司”;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頒佈“禁海令”，規定：“……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撤銷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今寧波)、廣東廣州三處市舶司。明朝海禁時期規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許入海”， 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違法。
《大明律》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處斬，仍梟首示衆，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爲首者處斬，爲從者發邊充軍。”
早期海禁的主要對象是商業(商禁)，禁止中國人赴海外經商，也限制外國商人到中國進行貿易(進貢除外)。明永樂年間，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是放開的只是朝貢貿易，民間私人仍然不準出海。而後隨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嚴格，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民衆知識交流發展。當時國人對於“知識”的認識還停留在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孔孟書的程度，認爲“知識”是一種靜態的，穩定的，積累的，可以被歸納於某種二次元等級結構之內。
真實情況是“知識”包括產生“知識”的體系是動態的，變化的，自我挑戰和調整的，也是需要及時反饋和改革的。所以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不能滿足理性討論和言論自由，阻礙了信息的自由流動，那麼“知識”就會開始腐化，變質，墮落——也就是說，癌症化的“知識”所產生的臭氣，遠超過產生的營養。
隆慶開關
隆慶年間明政府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海禁的解除爲中外貿易與交流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局面。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上書曰“請開市舶，易私販爲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同年，隆慶皇帝(明穆宗)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不就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爲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稅。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雖然仍有着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爲合法經營。
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爲正常地發展，並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成效明顯。據學界研究，當時明朝的產品諸如絲織品、瓷器、茶葉、鐵器等，廣受世界各國歡迎，而許多國家缺乏名優商品能滿足明朝的國內需求，只好以白銀支付所購明朝商品，引致白銀大量流入明朝。隆慶開放和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 明末海禁的廢弛。這些政策對明朝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