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妥懽帖睦爾，即元順帝，元朝第十一位皇帝，大蒙古國第十五位大汗，也是元朝作爲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他是元明宗孛兒只斤·和世㻋長子，元寧宗孛兒只斤·懿璘質班長兄，生母是邁來迪。接下來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1340年，妥懽帖睦爾扳倒權臣伯顏而親政。親政初期，他勤於政事，任用脫脫等人，頒行法典《至正條格》、頒佈舉薦守令法，下令舉薦逸隱之士。後期他逐漸怠政，沉湎享樂，致使內憂外患，政局不穩。1368年，明軍進攻大都，妥懽帖睦爾出逃，元朝的統治結束。1370年，妥懽帖睦爾駕崩，享年51歲，廟號惠宗，蒙古汗號爲“烏哈噶圖汗”。
主要成就
政治
至正更化
至正元年(1341年)，元順帝起用脫脫當政，改元“至正”，宣佈“更化”，歷史上稱爲“脫脫更化”。脫脫的改革主要措施有：
恢復伯顏廢黜的科舉制度;科舉制起於隋朝，但元朝建立後直到元仁宗的時候才實行科舉制度。伯顏掌權後，爲防止漢人做官，下令廢止科舉。
設置宣文閣，恢復太廟四時祭;
平反昭雪一批冤獄;
開馬禁、爲農民減負，放寬政策;脫脫上臺後，下令免除百姓拖欠的各種稅收，放寬了對漢人、南人的政策。此前民間禁止養馬，脫脫上臺廢除了這一禁令。
主持編寫宋、金、遼三史。
纂編法典
至元二年(1336年)，在增訂元仁宗年間的監察法規《風憲宏綱》的基礎上，將有關御史臺的典章制度彙編爲《憲臺通紀》。
元順帝時期，還編纂了《至正條格》，《至正條格》是元代法規之一。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妥懽帖睦爾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條格，於至正六年(1340年)四月頒行。其中包括詔制150條、條格1700條、斷例1059條。但原書卷數已不可考究，根據《永樂大典》記載，共23卷，分祭祀、戶令、學令、選舉、倉庫、捕亡、賦役、獄官等27目。2002年在韓國慶州發現元刊殘本《至正條格》，包括條格12卷、斷例近13卷，以及斷例全部30卷的目錄。其中，條格存374條，斷例存426條，總數共計爲800條。
文化
元順帝親政後，採取儒治的文化政策，包括恢復科舉、開經筵與太廟四時祭、親郊祭天、行親耕禮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編修三史。中國曆來有修前朝歷史的傳統，元朝建立以後，由於正統之爭，遼、宋、金三朝的歷史一直沒有正式編寫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妥懽帖睦爾詔修遼、宋、金三史，脫脫擔任總裁官。脫脫決定遼、宋、金皆爲正統，並組織了漢族史學家揭傒斯、歐陽玄，畏兀兒族史學家廉惠山海牙，党項族的餘闕，沙剌班(漢名劉伯溫)，蒙古族的史學家泰不華等人一起參加修史，開創了各族史家合作修史的先例。
至正四年(1344年)三月，《遼史》修成，脫脫命掾史鼓吹導從，前後輝光，自史館進至宣文閣，元順帝穿着禮服迎接，“觀者以爲近代無之”。不久後脫脫去職，修史的工作由宰相阿魯圖領銜，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部完成，順帝召見阿魯圖等人於宣文閣，阿魯圖說：“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呈，萬機之暇，乞以備乙覽。”順帝對他說：“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國人君行善則國興，朕爲君者宜取以爲法。彼一朝行惡則國廢，朕當取以爲戒。然豈止儆勸人君，其間亦有爲宰相事，善則卿等宜仿效，惡則宜監戒。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善惡爲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15]由此可見，順帝非常重視三史的編修。
經濟
順帝親政之初，任用脫脫進行“更化”，其經濟政策主要是蠲免賦稅、削減鹽額、立常平倉等。但當時元朝統治已十分腐敗，加之天災連年，因此國家財政收入不斷減少，經濟狀況依然不容樂觀。
至正九年(1349年)，脫脫第二次拜相，爲了挽救經濟危機，脫脫採取了變鈔與治河兩大政策。對於變鈔之法，遭到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呂思誠的強烈反對，經過一番爭論後，脫脫仍決意變鈔，設寶泉提舉司來掌管。所謂變鈔一是印造“至正交鈔”，實際上就是在舊的中統交鈔上加蓋“至正交鈔”的印，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鈔並行使用，而至正交鈔的價值是至元寶鈔的兩倍;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形成錢鈔並用的局面，並以鈔爲母，錢爲子，以錢來實鈔法。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鈔買鈔”，即用新鈔來搜刮民間的至元寶鈔，用銅錢“以實鈔法”也是一句空話，因爲沒有白銀作爲準備金，是不可兌現的。變鈔之法實行以後，很快就發生了惡性通貨膨脹，史載“行之未久，物價騰踊，價逾十倍”，其後元末農民起義爆發，寶泉提舉司爲了軍需而大量印鈔，使至正寶鈔的價值更加貶低，“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至正年間，黃河決口，脫脫不顧衆臣反對，起用賈魯治河，使黃河恢復故道。順帝乃於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下詔治河，由賈魯指揮15萬民夫和2萬戍軍展開浩大工程。這次治河用了半年多時間，大功告成，賈魯獻《河平圖》。但就在治河期間，韓山童、劉福通等白蓮教勢力製造獨眼石人、發動元末農民起義，爲元朝挖好墳墓，因此後世將元亡歸因於治河。事實上賈魯治河本身是成功的，而且沒有民夫響應起義，只是白蓮教勢力利用了治河來發動起義而已。正如《元史》所評論的那樣：“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