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夥伴
1921 年 8 月，39 歲的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患上了小兒麻痹症。她母親逼迫他從公衆生活中退出。埃莉諾強烈反對這一點。在妻子的鼓勵下，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開始與疾病作鬥爭。他活了下來，並把這視爲他最重要的勝利，儘管他直到生命終結都只能坐在輪椅上行動。多年以後，埃莉諾回憶到：“我丈夫的病強迫我最終要自力更生，這個病給我對於他的、我的和我們孩子的生活態度產生了影響。”她把 1921 年到1922 年間的那個冬季描繪爲“對我生命的最嚴重考驗”。
羅斯福繼續爲他的政治騰飛做準備，埃莉諾竭力地幫助他。她邀請政治家們來到羅斯福的官邸，給他們作報告，爲民主黨人的競選銀行募集錢款。爲了隨時行動，她還考了駕駛執照，儘管她根本就不會成爲一個好駕駛員。她在這段時間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有一篇題爲“爲什麼我是民主黨人?”她既沒有以她自己的名義，也沒有以她丈夫的名義寫。“民主黨對於普通大衆的福利和利益的關注比之對大資本家的利益的關注要更爲強烈。”首先，她使丈夫確信，她將積極地守候在他身旁，一直到他重新開始工作。但不久她發現政治活動可以使她感到滿足，於是更增強了她的積極性。
埃莉諾認爲自己是個糟糕的演說家。家裏的一個朋友、《紐約先驅報》的編輯路易斯·麥克亨利·豪教給她公開演講的藝術。經過學習後，她獲得了更大的自信心。
在 1924 年的民主黨成員大會上，埃莉諾·羅斯福闡述了選舉計劃中要求婦女平等權利的那些要點。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組織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阿爾·史密斯在紐約州的競選。埃莉諾還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在當時是不同凡響的。她和朋友們一起買下了託德亨特學校———一所紐約女子學校。她親任代理校長並教授歷史專業。此外，她還建了一個傢俱工廠，在廠裏安置了國內一些地區的失業者。
她並不總是和丈夫看法一致，比如在禁酒問題上，他們的觀點就截然相反：埃莉諾想保留對禁酒的看法。關於丈夫對國際聯盟的批評態度她也不敢苟同。但在大多數問題上, 他們的觀點是協調一致的。當富蘭克林在 1932 年被民主黨提名爲總統候選人的時候，埃莉諾首先沒有表示出很大的激動之情。在競選中，她還爲她丈夫組織演說的材料。她和他一起出席了幾次選舉大會，並在民主黨的婦女部工作。爲了慶祝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戰勝胡佛，在選舉之夜她甚至喝了一點香檳酒。
她非常清楚，她丈夫是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時期接任總統職務的：美國正遭受着嚴重的危機，許多人沒有工作和生活必需品。銀行和公司的倒閉成了普遍現象。
世界夫人
在白宮裏生活的前景使埃莉諾惴惴不安。她擔心變成各種禮儀活動的俘虜和失去她的個性。但這一擔憂被證明是毫無理由的。總統夫人的權利給埃莉諾展示了一個新的更爲廣闊的用武之地。雖然她是個具有獨立性的女人，並且具有超凡的政治觀點，但她從未謀求自己在政治上飛黃騰達。富蘭克林認爲他的妻子過於急躁，因此他說她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好的政治家。
現在，當她丈夫成爲總統後，她就做了一切事情來幫助他完成任務。她經常陪他在國內旅行，接見選民隊伍。貧民區、孤兒院和工廠對她來說毫不陌生。在諷刺雜誌《紐約人》上發表了一幅漫畫：礦工們正在白天上班，一個礦工甩掉了十字鎬，高舉起礦燈對其他礦工說：“上帝作證，羅斯福夫人走來美國的貴族、傳統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各種政治色彩的保守黨人不能原諒埃莉諾極力“與下層民衆有共同之處”。
有一次，埃莉諾參觀了威爾特威克學校，這是一個弱智兒童學校，其中一部分孩子是由她資助的。當她看到房間非常髒的時候，她拿起一把笤帚就開始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埃莉諾訪問了位於巴爾的摩的一所監獄。爲了準時抵達，她沒有告訴丈夫要去哪裏就離開了白宮。下午，羅斯福有事要與埃莉諾談，就打電話給他的女祕書問埃莉諾在哪兒。“在監獄裏，總統先生。” “這不使我驚訝，”他大聲回答着，“可是她到底犯了什麼罪?”
在埃莉諾的建議和聯邦當局的支持下，在西弗吉尼亞爲農場主建立了樣板居住區。1942 年，這個居住區由於資金短缺而停建。當內務部國務祕書哈羅德·伊基斯爲此向總統抱怨，說埃莉諾做出了一項不負責任的財政決定時，羅斯福回答說：“我太太與她的大多數同性別的人完全相反，她根本就不會跟錢打交道。”
埃莉諾·羅斯福還負責國家青年局的工作，這個局是成立於 1935 年的政府機構，負責幫助青年人找工作。在青年時代，埃莉諾就對黑人的狀況不感興趣。但作爲第一夫人她卻走訪了黑人居住區和黑人學校。她表示反對選舉稅，支持制定禁止私刑的法律，並且在白宮僱用黑人工作人員。羅斯福的幾個同事認爲，他妻子以此過於明顯地替黑人說話。出於政治的原因，富蘭克林避免支持他妻子對黑人的義務: 他不想失去南方民主黨人的選票。黑人撇開歷來支持他們的共和黨人，轉而成爲民主黨的擁護者，這應當歸功於埃莉諾。
羅斯福泰然自若地反駁對埃莉諾的批評，他妻子去“她想去的地方，與每一個人談話，並不斷地學習一點東西”。當埃莉諾有時問她丈夫是不是她的行動和言論給他造成困難時，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習慣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她：“夫人，這是個自由的國度。我有我自己的把我的觀點滲透到我的國民中去的方法。如果你給我造成困難的話，我也總能找到把我撤至安全地帶的機會。”
1939 年，埃莉諾在民衆喜愛程度上超過了她的丈夫。67%的美國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認爲她的行爲好，而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的相應數字是 58%。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研究所的調查，埃莉諾是美國曆史上最受讚賞也最受批評的女人。
如果把總統夫人的行爲和盛名與著名的 《紐約時報》 上發表的同題文章中的數字相比較的話，那麼埃莉諾在任職時間上超過美國所有的第一夫人。她在白宮度過的 13 年當然對這一點做出了貢獻，如果只把當選總統的第一年作爲比較基礎，那麼只有傑奎琳·肯尼迪超過埃莉諾。埃莉諾·羅斯福在 1933 年 3 月 4 日至 1945 年 8 月 12 日期間參加過大約 5900 個會議，作過許多報告和講座。該文的女作者邁拉·G·古廷估計，埃莉諾總共發表講話約 1400 次。
埃莉諾經常在路上奔波。使航空公司高興的是，她酷愛乘飛機旅行。在白宮的第一年中，她飛行超過 5 萬公里，第二年是 6.8 萬公里。人們稱她是“飛行的第一夫人”。在飛行被普遍認爲不安全的時代，埃莉諾爲改變這一觀念做出了貢獻。
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總統夫人經常旅行。有人說她應該更多地獻身於家庭，吩咐人把有些地方或者白宮保持整潔。這是不公正的，因爲每當孩子們有什麼問題時，埃莉諾總是陪在他們身邊。兒子富蘭克林在弗吉尼亞出車禍時，她在他身邊;兒子詹姆斯在明尼亞波利斯必須動大手術時，她在他身邊;女兒安妮在西雅圖生第一個孩子時，她在她身邊;兒子埃利奧特在加利福尼亞考慮是否應該離婚時，她也在他身邊。
看到她對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義務的選民們給她寄來了大量的信件。僅在 1943 年，她就收到了 30 多萬封信。她的同事們閱讀這些信件並按其主題整理分類，埃莉諾親自回覆許多來信，有些信她也轉遞給總統。
埃莉諾證明了她的新聞工作天賦。1934 年，她開始以“羅斯福夫人之頁”爲題定期爲 《婦女的家庭伴侶》 雜誌撰寫評論。當她 1945 年着手爲 《我的日子》 雜誌撰寫評論時，她的文章被許多其他雜誌翻印。她經常接受電臺採訪，她的許多報告就更不用提了。她把每年達 7.5 萬美元的稿酬全部捐獻給了慈善事業。從 1942 年起，她以“如果你問我”爲題爲暢銷雜誌 《婦女家庭雜誌》 撰寫定期評論，1949 年，她接受 了《麥考爾斯》 週報的專欄撰稿任務。她的一些文章被她丈夫用做公衆對預期政治措施反應的“探測氣球”。政治家們認真閱讀埃莉諾的文章，試圖從中推斷出總統的政治意圖。
30 年代中期，埃莉諾在朋友的敦促下開始寫日記。工作結束後，她就把她的回憶錄交給羅斯福，以讓他做出修改。這些日記在 1937 年以“這是我的故事”爲題發表，並且成了暢銷品。
埃莉諾·羅斯福維護自由的思想財富。在保守組織 《美國革命之女》 拒絕將他們的音樂廳———華盛頓的憲法會廳提供給著名的黑人女歌手瑪麗安·安德森用作演出場地之後, 她於1936 年離開了這個組織。她要求她的丈夫在西班牙內戰的問題上明確表示反對弗朗哥將軍的立場。她與美國大學生聯合會的祕書約瑟夫·拉希有着非常親密的合作關係。聯邦調查局懷疑拉希執左傾觀點，並對他進行祕密跟蹤。在埃莉諾和拉希約好的一次會面中，聯邦調查局派人在芝加哥賓館埃莉諾的牀下安裝了一個竊聽器。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得知此事後大爲惱怒。1939 年，當隸屬於 《美國青年大會》 組織的埃莉諾的朋友們被國會反美顛覆活動委員會作爲證人傳訊時，埃莉諾把他們請進了白宮，緊接着又陪他們去委員會聽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她嚴厲譴責麥卡錫主義。在這些年中，聯邦調查局一直在蒐集關於她行動的材料。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在他信賴的人當中把埃莉諾稱爲“一隻呱呱叫的老烏”。
因爲埃莉諾不願意要私人警衛隊，保衛部門就建議她至少應該帶一件武器。埃莉諾還是拒絕了，並且在長時間的敦促下才同意在聯邦調查局的練習場上學習射擊。到那裏去過幾次之後，埃德加·胡佛對羅斯福說：“總統先生，如果在美國有哪個人必須被禁止攜帶武器的話，那個人就是您的夫人。她沒有打中過一次靶心。”後來，羅斯福的一位警衛員厄爾·米勒教會了埃莉諾與武器打交道。從此以後她坐車時身邊總帶着一枝手槍，儘管是一枝沒裝子彈的槍。埃莉諾特別喜歡與米勒在一起，這馬上就在謠言中表現了出來，謠言公佈說他們互相親近是衆所周知的。對此米勒卻說：“我怎麼能和被人叫做‘羅斯福太太’的人睡覺呢?”
埃莉諾的衣着並不太時髦，或許人們會把這個算作她的優點。在大危機的那些年裏，吸引人的時髦衣飾會招來不必要的公衆憤怒。當有人告訴她，她已經被列入十名衣着最佳的婦女名單時，她懷疑地問道：“這是真的嗎?”她通常每週舉行三次招待會。據說，她是總統的眼睛、耳朵和腿，因爲她到處奔波去爲他操勞。她經常站在他身邊迎接客人。埃莉諾根本不吸菸並且對吸菸的女人特別反感。她克服了自己的反感，甚至開創了一個先例，即倡導了在總統官邸晚飯後給夫人們也遞上香菸的習俗。
每當埃莉諾·羅斯福不在白宮時，她的女兒安妮就承擔起白宮中第一夫人的義務。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給予安妮充分的信任。在某種意義上，她是他的女朋友。
當埃莉諾 1939年6月在海德公園用野餐招待英王夫婦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時，她激怒了傳統主義者、保守黨人和世界主義者。她把非常普通的美國“熱狗”遞給他們。英王夫婦應該非常喜歡這道菜。
埃莉諾是第一位每週舉行她自己的新聞發佈會的美國總統夫人。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起先還表示反對，但後來就被說服了，因爲這些新聞發佈會對他也頗有助益。埃莉諾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是在她丈夫宣誓就職兩天以後舉行的。她總共舉行了 348 次新聞發佈會。開始時，發佈的內容只是關於婦女問題的，並且只允許女記者參加。埃莉諾逐漸地擴展了新聞發佈會的範圍，因爲她要向她那個時代的美國證明，婦女們不僅僅只對家政和家庭問題擁有自己的看法。
羅斯福的反對者猜測說，小兒麻痹症影響了他的理解力。在俄亥俄州的亞克朗舉行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一位參加者問埃莉諾他是不是這樣。她回答：“我很高興您提到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是。每個經歷瞭如此可怕事情的人都會顯示出對人類問題的更多同情和理解。”聽衆們對她的回答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
埃莉諾認爲，她丈夫在任滿兩屆之後不應該再參加選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導致了羅斯福在 1940年第三次謀求總統職務，這在美國曆史上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又是埃莉諾，她驅車前往芝加哥參加黨員代表大會，爲她丈夫爭取第三個總統任期。雖然開始時有些阻力，但最終羅斯福還是第三次被提名爲總統候選人。但是許多代表反對他挑選的競選夥伴亨利·阿加德·華萊士。由於種種原因，富蘭克林未能親自去會場向代表們做說服工作，埃莉諾就被請去代表他講話，總統候選人的妻子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埃莉諾督促代表們將所有的個人利益融化於國家利益之中，她在會上說：“你們不能把這次提名看做平常時期的平常提名。今天，美國人民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着一個極其嚴峻的局勢。”“未來的四年對總統來說將是困難的，因此他需要一個他所信賴的，能協助他工作的人。這個人就是華萊士。” 她的講話扭轉了大會的局勢，最後華萊士獲得了提名。埃莉諾在富蘭克林的第三次競選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爲，如果沒有埃莉諾的幫助，富蘭克林能否打破美國175年的歷史傳統還得另當別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埃莉諾擔任了公民權益保護辦公室副主任這一官方職務。公民權益保護對她就意味着不僅要管理防護掩體和醫院，還要照料私人房屋、幼兒園和休假設施以及強化社會道德。這個公民權益保護的觀點遭到了保守黨人的尖銳批評。埃莉諾屈服了，半年之後這個辦公室被解散了。她繼續致力於消除軍隊中的種族歧視，致力於接收逃往美國的難民和其他社會活動。
她把許多時間都花在了旅行上。她經常去前線看望美國士兵。她總是不期而至，從不事先通知。在新赫布里底洋島的埃斯皮爾圖桑克圖基地，司令官禁止士兵們在雨中裸露身體淋浴，因爲他擔心埃莉諾·羅斯福會來個未通知的訪問。有一次，加里·庫珀登上了太平島。一個士兵突然問到：“埃莉諾在哪兒?”庫珀表情嚴肅地回答：“我們在剛纔去過的一個島上看到了沙灘上有她的足跡，但是我們也不能確定她的足跡是朝哪個方向去的。”1942 年，她在英國看望美國士兵，1943年她又踏上了去南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同樣旅程，1944 年，她視察了位於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美國軍事基地。在去南太平洋的旅途中她一定要訪問瓜達卡納爾島，這個島以前屬於日本，美軍經過一場損失巨大的戰役才佔領了它。司令官不同意，因爲日本人還在不斷地對這個島進行空襲。但是埃莉諾還是實現了自己的意願，在晚些時候訪問了瓜達加納爾島。
在前線訪問中，埃莉諾與士兵們交談，給他們簽名，帶走士兵們的家信，回到華盛頓後還保持着通訊聯繫。她把她在旅途上和會見中所獲得的印象告訴了她丈夫。總統認真地傾聽着並從她的建議中獲益不少。有些人認爲，埃莉諾對總統的影響過多，並因此對她提出批評。因此，她就努力以公開表態的方式縮小對總統影響。“我從來沒有強迫他做某些事，不管我在每個事務上的觀點多麼明確⋯⋯因爲我一直很清楚，他有他對事物的認識，而我對他的這些認識卻一無所知。”與此相聯繫，她又補充說：“我不曾記得他哪一次試圖對我施加影響。
”
富蘭克林喜歡就他妻子在白宮裏的權力開玩笑。有一次，他對一位談話夥伴說：“永遠都別跟埃莉諾爭吵，因爲你不可能贏。”他自己就常常帶着關注和尊敬聽他妻子說話。邁拉·G·古廷寫到：“埃莉諾·羅斯福對總統決策的影響比之她前面的任何一位第一夫人都要大。她屬於她丈夫的政府，並經常作爲他的良心在發揮作用，特別是涉及到‘新政’的時候。”
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賦予 28 位婦女以高級政府職務。許多這種提名都歸結於埃莉諾的建議。美國時事評論員阿瑟·克羅克寫到，1940 年，埃莉諾曾一度可能代替她丈夫爭取總統職位。另一位時事評論員雷蒙德·克拉珀在 1941 年把埃莉諾列爲華盛頓最富影響力的十個人物之一, 並着重指出，她是羅斯福內閣中事實上的不管部部長。《阿克蘭明星報》稱她是：“爲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而獻身。全世界沒有比她更知名的女性，包括所有的最富魅力的電影女明星。”這是埃莉諾政治生涯的巔峯期。總統夫人這一職位爲她提供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她也充分行使了這一職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成就。
羅斯福和他的女兒安妮去參加雅爾塔會議。丘吉爾也是由他女兒陪同。羅斯福在雅爾塔談判期間，埃莉諾向他報告了在華盛頓發生的事情。她收到了一封寄自雅爾塔的羅斯福的言辭優美、溫情脈脈的來信。羅斯福從雅爾塔回來後，埃莉諾懷疑她丈夫不堅持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獨立的做法是否正確。針對有關的指責，羅斯福用反問句回答到：“有多少美國人準備爲解放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而進行一場戰爭呢?”他的理由使她最終信服了他在雅爾塔期間達成的可能的諒解。
1945年4月12日，埃莉諾正在華盛頓忙於一件事務，她突然接到電話，要她立刻趕回白宮。儘管沒有告訴她是什麼理由，她還是感到“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正在沃姆斯普林斯做短期休假時中了風。他沒有恢復知覺就死去了。
當人們把這個不幸的消息轉達給埃莉諾時，她說：“我對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的同情要比我對自己的同情更多。”副總統哈里·杜魯門被從美國國會大廈召來。埃莉諾用手撫着他的胳臂說：“哈里，總統不在了。”杜魯門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輕聲地問埃莉諾他能爲她做些什麼，她回問道：“我們能爲你做些什麼呢?你現在正處在困難中。”埃莉諾給她分別在不同前線作戰的四個兒子發去了相同文字的電報：“親愛的兒子，爸爸今天下午離開了我們。他把他的義務盡到了最後，你們應該像他所希望的那樣去做。”
當她去沃姆斯普林斯安排運送丈夫回華盛頓時，她又等到了另一個打擊。她得知丈夫以前的情人露西·默瑟·拉瑟福德———現在是一箇中年婦女，但依然楚楚動人———此刻正陪在丈夫的屍體身邊。她還知道，當她自己還在白宮之外時，是她女兒安妮把露西請進了白宮。她不能原諒女兒的這一不忠行爲。她們之間的關係從此之後就緊張了起來。羅斯福在給女畫家伊麗莎白·薩默當模特時死去了。作爲一種高尚的姿態，埃莉諾把這幅畫送給了露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