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力意志
對尼采來說，哲學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學思索。他創立了不同以往的形態迥異的奇特哲學，展示自己的哲學思想。他的哲學無須推理論證，沒有體系框架，根本不是什麼理論體系，是他對人生痛苦與歡樂的直接感悟。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學術著作-《悲劇的誕生》中，就已開始了對現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儘管物質財富日益增多，人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機械模式壓抑人的個性，使人們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創造文化的衝動，現代文化顯得如此頹廢，這是現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縮。尼采指出，要醫治現代疾病，必須恢復人的生命本能，並賦予它一個新的靈魂，對人生意義做出新的解釋。他從叔本華那裏受到啓示，也指出世界的本體是生命意志。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傳統的基督教道德和現代理性。在認識論上，尼采是極端的反理性主義者，他對任何理性哲學都進行了最徹底的批判。他認爲，歐洲人兩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爲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創造物，附屬物。人生的價值，人的一切都寄託於上帝。雖然自啓蒙運動以來，上帝存在的基礎已開始瓦解，但是由於沒有新的信仰，人們還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的一句名言“一聲斷喝——上帝死了”——是對上帝的無情無畏的批判。他借狂人之口說，自己是殺死上帝的兇手，指出上帝是該殺的。基督教倫理約束人的心靈，使人的本能受到壓抑，要使人獲得自由，必須殺死上帝。尼采認爲，基督教的衰落有其歷史必然性，它從被壓迫者的宗教，轉化爲統治者壓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歷史的必然。殺死了作爲神的上帝，又迎來了資本的上帝，資本化身的上帝。他的“上帝死了”的呼喊，斷喝的啓蒙價值是不能低估的。
尼采認爲，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上，人們獲得了空前的機會，必須建立新的價值觀，以人的意志爲中心的價值觀。爲此，要對傳統道德價值進行清算，傳統的道德觀念是上帝的最後掩體，他深深的滲透於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蝕人們的心靈。尼采自稱是非道德主義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的傳統道德所崇尚的美德。
尼采對現代理性也持批判態度。他首先拿具有理性的哲學家開刀，他指出：哲學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歷史感，幾千年來，凡是經哲學家處理的一切都變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無非是把流動的歷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恆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現實。結果是扼殺了事物的生滅變化過程，扼殺了生命。這個世界是一個充滿了偶然性的，動盪不定的，從而無法捉摸的世界。實況是沒有的，一切都是流動的，抓不住的，躲閃的。哲學家的第二個特性是“拒絕感官的證據”，顛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感性證據是真實的，可信的，只是對它們加工時才塞進了謊言。哲學家的第三個特性是混淆始末，他們否認生長過程，進化過程。哲學家的第四個特性是運用語言中的“理性”強制人們犯錯誤。“是”與“存在”混爲一談，弄假成真，弄真成假，矇騙無知的人們。他認爲，從蘇格拉底到現代人都狂熱的訴諸理性，是很荒謬的。人類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給人帶來自由和幸福;然而結果恰恰相反，理性處處與人的本能爲敵，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理性帶來的謬誤是正確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類進步的標誌，是人類文明進程的碩果。歷史上一些傑出的哲學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理性本身沒有錯，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沒有理性，人類就不能正確的認識世界，認識真理。沒有理性，人類將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學，將生命意志置於理性之上的哲學，非理性的哲學。作爲對理性提出了挑戰，他提出了強力意志說。用強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傳統形而上學的地位。強力意志說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強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權勢，它是一種本能的，自發的，非理性的力量。它決定生命的本質，決定着人生的意義。 尼采比較了強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靜，精確，邏輯，生硬，節慾;強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慾望，狂放，活躍，爭鬥。強力意志源於生命，歸於生命，它就是現實的人生。人生雖然短暫，只要具有強力意志，創造意志，成爲精神上的強者，就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強力意志作爲最高的價值尺度，一方面肯定了人生的價值，另一方面也爲人世間的不平等作了辯護。在尼采看來，人類與自然的生命一樣，都有強弱之分，強者總是少數，弱者是多數。歷史與文化是少數強者創造的，他們理所當然的統治弱者。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級制度，肯定了人的等級制度。
超人哲學
尼采還提出他的超人哲學，關於建構理想人生的哲學。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徵，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標和人生境界。尼采對現代人，現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夢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體的人，是一個虛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閃電那樣的氣勢和風格。超人還沒有現實的存在，它是未來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給現實的人生提出了價值目標;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指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義。其喻義是說，超人是對天國的否定，是對上帝的替代。
尼采的唯意志論哲學價值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尼采繼承了啓蒙運動的精髓，反映了現代意識的覺醒。對人生價值的積極肯定，引發了人們對人生意義人生價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對工具理性和工業文明的否定性批判，開啓了現代非理性主義思潮。另一方面，對理性的批判，對傳統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這正是後現代主義欣賞的一面。
尼采的哲學觀最重要的一點是哲學的使命就是要關注人生，給生命一種解釋，給生命的意義一種解釋，探討生命的 意義問題。這與尼采所讀叔本華的著作有一定關係。還有一點看法，尼采指出哲學是非政治的，哲學和政治是兩回事。所以尼采對哲學的看法，第一是對生命，關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學術的。哲學不是純學術。尼采對傳統哲學進行批判，關鍵在於沒有關注人生。傳統哲學造成的後果是虛無主義。現象背後是沒有本質的。
虛無主義
尼采自稱爲“歐洲最徹底的虛無主義者”，但他的學說脈絡可說是沿着超脫虛無主義而來。尼采認爲所謂價值、觀念、真理都僅僅是人爲的解釋，世界本身並沒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終極的價值或意義。虛無主義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認爲柏拉圖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國家)、基督教所說的天國、世界擁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類的產物，並無終極的客觀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爲虛無主義來臨的象徵，這也成爲後來許多存在主義哲學家，如海德格爾、沙特、卡繆等人的哲學起點。尼采認爲虛無主義有兩種：消極、病態的虛無主義和積極的虛無主義。消極的虛無主義有柏拉圖主義、基督教、和叔本華的哲學等。積極的虛無主義則是將失去終極價值的危機視爲能夠創立新價值的契機。尼采相信，即使虛無主義來臨，人們也能借着價值重估重建新價值，以獲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強調，若我們要成爲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對某種確定永恆價值的渴望。因爲“對於某種無條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種產生於脆弱的需要”。
藝術救贖
假如人們否定了過去的那種目的論，那麼人生的終極意義又哪裏?尼采認爲這種無意義性纔是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受苦的無意義，而不是受苦本身，纔是覆蓋於人類之上的詛咒。”針對這個問題，他不像過去的哲學家訴諸形而上的解釋，尼采提出以藝術作爲面對痛苦與荒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簡單的說，即審美的角度來看待人生的境遇。這不是教人沉迷於幻象中，而是要讓人們更有勇氣與力量來面對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種悲劇式的人生觀。他認爲悲劇的精神不在於肯定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秩序(在悲劇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運的折磨)，而是身處命運中所能激發出的力量。
悲劇審美所能達到的境界即是“愛命運”、尼采視之爲一個偉大人格的必須條件，“我認爲人類所有具有的偉大天性，是對命運的熱愛。無論未來過去或永遠，都不應該奢望改變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須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並且沒有理由隱瞞它-你必須愛這項真理……”。愛命運是對自身命運的肯定，甚至可以不願意現況的任何改變。而永恆輪迴更是這種精神力量的試金石。尼采顯然認爲憑着人的意志就能達到這種境界，這使得他的哲學帶着某種唯意志論的傾向。
尼采對向來被視爲負面的痛苦有相當高的評價，他厭惡像功利主義那樣僅追求最大快樂值的價值觀，“所有這種以快樂和痛苦、也就是根據附帶和衍生現象做爲衡量事情價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膚淺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爲，任何明暸創造力和藝術家良心的人都會嘲笑的看輕它”。他認爲痛苦具有積極的意義，因爲痛苦使得人們更有智慧及力量，“只有巨大的痛苦……強迫我們哲學家下降到我們終極的深淵。我懷疑那樣的痛苦能使我們‘更好’，但我相信它能使我們更加深刻”、“那殺不死我的，使我更強”。一個人甚至應該爲了達到更高的境界而蓄意去冒險，“從生命中獲得極致的圓滿和喜悅的祕密就是—生活在險境當中!將你的城市建在維蘇威火山的山坡上!”
美學思想
尼采認爲美不能獨立於人的判斷而單獨存在，美也是人類的產物。“‘自在之美’純粹是一句空話，從來不是一個概念。在美之中，人把自己視爲美的尺度……人相信世界本身充斥着美—他忘了自己纔是美的原因。唯有他把美贈予世界，唉!一種人性，太人性的美。”同時尼采也認爲力與美是一體兩面的事，“力變的柔和並下降到可見之處，那種下降我稱之爲美”。力量充沛與否也可用在對人的美醜判斷上，力量衰弱意味着軟弱、貧乏、無能，所以他說：“沒有什麼比衰退的人更醜的了。”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將美區分爲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狀態，可稱爲“醉”的狀態;日神精神則是沉靜、節制，可用“夢”的狀態來形容。到了《偶像的黃昏》，尼采又改變他的解釋：“兩者都被理解爲醉的類型”，而“醉的本質是力量的增加與充滿之感”，尼采認爲真正的藝術可以使觀衆感受到當初藝術家創作時力量充盈的狀態(即醉感)，“藝術品的作用在於激起創造狀態，激發醉境”。
尼采在美學上另一項理論即是將藝術和生理結合起來：“美學只是一種應用生理學。”，因爲他認爲“一個人在藝術構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爲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種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性慾及最精神性的創造。”而藝術家是性慾旺盛的一羣人，“藝術家按照其性質來說恐怕難免是好色之徒。”但他們卻曉得節制以儲存力量創作。尼采的美學思想及藝術救贖的觀念具體的呈現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認爲人在欣賞美的時候同時也會渴望成爲美的東西，而他也相信人們也能夠將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藝術品，這也算一種藝術創作。“給人的個性一種‘風格’，這是一種稀少且崇高的藝術!”，而這個過程能夠成爲忍受這個世界醜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應該對自己感到滿意，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對‘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風格並不能隨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薩特說的“存在先於本質”，而是已經被某種先天的本質決定，而人們應該順着自己的本質去發展。所以他說：“你的良知在對你說什麼?你要成爲你自己。”
倫理批判
許多倫理都屬於平等主義，像基督教中強調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倫理學中也賦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嚴和價值，就連在功利主義那裏，在計算最大快樂值時，每個人的感覺都被納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極力反對這種觀念，他認爲每個人的心性素質都是不同的，“人並不平等，他們也不會變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無正當性，因爲這種概念有礙於人整體素質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說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義也是常見的倫理觀念，其基本概念爲：一道德律應該被推廣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則認爲每個人的素質、性格都不相同，對應的道德義務也該有所差別，“對高等人是營養和愉悅的東西，對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藥。一般人的德性對哲學家也許意味着惡習與弱點”。他進一步闡述每個行爲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認爲‘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會這麼做’就是還沒有對自知邁出五步。則的話他就會知道根本沒有，也不能有一樣的行動。”
不像存在主義，尼采並不認爲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個人本質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經是以及將會是的命定性分開”。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當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說自因是：“目前爲止被人想出來最佳的自相矛盾。”那當初爲什麼會有自由意志這種理論的出現?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認爲是自由的以便他們可以被判斷或懲罰。”一般而言惡往往被視爲欲除之而後快的東西，但尼采認爲惡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它有刺激人類的功效：“所謂善就是能保護人類的，所謂惡就是不利於人類的。但事實上，惡的刺激所帶給人類相當程度之事當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維護上，其影響是和善一樣的—只是它們的作用不同罷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項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隸道德說，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隸道德的成分。尼采認爲道德的起源是當弱者被強者欺凌時，便運用他們的精神力量，製造出良心譴責、善惡等來抵制強者的進犯。奴隸道德通常帶着怨恨及衍生而來的反動心態。例如企圖將具有創造力量的強者的價值拉平，而將他們的特性，轉換爲成具倫理意義的“惡”;自己身上軟弱的性質，轉換成“善”等。尼采因爲根本不相信有先於人存在的道德來源，所以以奴隸道德來質疑傳統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來源的正當性。
政治態度
尼采對國家是頗有微詞的，他也自稱爲“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國家……在那裏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殺被稱爲‘生活’”。他對其母國—德國在普法戰爭後呈現的那種自大、德國至上的氣氛尤爲不滿，“德意志所到之處，就敗壞了那裏的文化”。他的批評主要是建立於他對文化的關心上：“文化與國家……是對立的……所有偉大的文化時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時代：凡是在文化上是偉大的永遠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較欣賞普法戰爭中戰敗的法國而不是德國的原因就在於此。尼采反對那種標榜國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價值觀，他視之爲“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對於此，尼采期盼的是關心以那個等級的人領導國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下個世紀將會爲我們帶來爲支配地球而產生的戰爭—搞大政治的衝動”。
尼采再三強調人的等級之分，這些想法可謂他倫理思想的寫照。因此他也反對民主政治，尼采認爲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運動是基督教運動的繼承人”。這背後又有弱者想把強者的價值也拉平的心態作祟。
但尼采對社會主義也無好感，因爲他在其中發現太多報復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誰?社會主義的暴民，他們是下等人們的使徒，他們損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對其渺小生存滿足感，他們使工人嫉妒、教他們復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書中，粗略的道出他所認爲理想的社會制度。他把社會階級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菁英份子，創造價值，由他們擔任統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是意志或性格堅強的人，他們聽命於第一階級，負責維護社會秩序及執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數的平庸大衆，滿足於他們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強調對於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而言這三種階級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贊成以強凌弱，他認爲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應該的。“事實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於其上。例外的人應該對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同等級者更溫柔，這不是出自內心的禮貌—這根本是他的義務”，這種“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靈的羅馬凱撒”來形容。至於如何實行這種社會制度?尼采對於這個問題則沒有答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