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的統治中心是北京，北洋大佬的置業首選卻是相鄰不遠的天津，更準確說是天津租界。
從1860年清政府允許外國在天津設置租界以來，到1912年民國肇建時，天津已坐落着英、法、德、意、俄、日、奧、比八國租界，佔地約2萬畝。在治外法權的廕庇下，租界內金融機構和貿易公司林立、商號和酒店比肩、各類工廠聚集，更有其他傳統中國城市難以比擬的電力、電話、自來水等基礎設施，堪稱北方首屈一指的現代化都市。
北洋大佬首選天津租界
北洋大佬看中天津租界良好的社會治安、自成一體的法治空間、西方化的教育環境，以及穩定的房產價值，紛紛前來買地建樓，安置家眷。在任時，他們經常在週末乘坐京津鐵路快車到天津探親或者遊玩，下野後更是選擇在方便舒適的租界居住，真正“衣錦還鄉”者少之又少。
英租界是天津各租界中的“大佬首選”。北洋政府7位國家元首當中，有4位選擇在英租界置業。盛茂道上除了黎元洪宅邸外，還有“賄選總統”曹錕的宅邸，裏面住着他和元配、三姨太。當然，曹錕本就是天津人，自然不只一套房產，他的四姨太便住在同屬英租界的達克拉道“泉山公館”內。
祖籍天津的文人大總統徐世昌，同樣在英租界牛津道、咪哆士道也有兩處大宅。徐世昌口頭上不忘他出生地河南輝縣的水竹村，吟詩作對、揮毫潑墨，都署名“水竹村人”，但從1922年卸任大總統到去世，17年間徐世昌沒有離開過天津一步。以奉天爲基地的大元帥張作霖，同樣在英租界香港道買了兩處房產，用做第三、第五兩房姨太太的居所。
除此之外，奧匈帝國租界裏也有兩位總統的產業。租界內金湯二馬路南側，有一座華麗雅緻的白色三層小樓，是北洋老大袁世凱的宅邸。馬路對面有一座更爲低調的兩層樓宇，則是第三位大總統馮國璋的花園洋房。天津人將兩座宅邸的關係稱之爲“左右馮袁”。
國家元首如此，國務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和省長們自然也對在天津租界購置房產趨之若鶩。在英租界“五大道”中，隨便哪一條街都能數出七八處高官宅邸。北洋政府內部鬥爭激烈，總理、總長辭職，督軍、省長下臺實爲常事。天津距離北京近在咫尺，下野高官在租界坐津望京，或是窺探復出機會，或是坐等時局變化，隨時可以準備出山再搏一把。即便心灰意冷，無意于軍政，也可以靠着天津良好的金融服務安心做生意，賺個盆豐鉢滿。
黎元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袁世凱病死後，順理成章以副總統接任大總統，但在與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中落入下風，經歷1917年戲劇般的“張勳復辟”後黯然下臺，遁入天津租界過起寓公生活。
5年後，1922年6月，直係軍閥領袖曹錕挾第一次直奉戰爭勝利之餘威，將試圖在直奉皖三系之間搞平衡的文人大總統徐世昌趕下臺，將黎元洪從天津英租界迎入北京總統府。但僅僅一年後，曹錕自己正式選爲大總統。失去了利用價值的黎元洪被迫簽署辭職書，再度回到天津。
自此之後，黎元洪放棄軍政野望，安心於下野現實，把自己轉型成了“再創業”的投資家。不得不說，在這方面他比當總統更有天賦。據不完全統計，到黎元洪去世前，他共投資各類銀行、企業70多家，金額超過300萬元。投資對象包括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北票煤礦公司、漢口第一紡織公司、南陽兄弟菸草公司等著名企業，還有北京證券交易所這樣的金融機構，以及拍攝了第一部《紅樓夢》電影的孔雀電影公司。
黎元洪還親自擔任了漢口黃陂商業銀行、中美實業公司等企業的董事長，積極參加各類商業活動，每天要處理的文電和事務不遜於當總統的時候。1928年元旦，黎元洪還跑去爲新開業的大型百貨商店中原公司剪綵揭幕，此時距離他去世僅剩165天。
在租界發財的北洋大佬大有人在。前安徽督軍倪嗣沖、前黑龍江督軍鮑貴卿，在任時就是亦政亦商的人物，下野後都倚靠雄厚資金，以天津租界爲基地，什麼賺錢投資什麼，安享榮華富貴直到病死。前江西督軍陳光遠帶兵打仗頗爲蹩腳，經商牟利卻頗爲靈通。他下野後在天津買地皮、炒黃金、開當鋪、放貸款，狠狠賺了幾筆。據說，陳光遠擁有的地皮是天津第一，因此落下個“天津督軍”的綽號。
同樣生活在租界，後半生相對落魄的北洋高官也大有人在。曹錕身爲直係軍閥領袖，又當了一年多的大總統，靠自己經營和部下孝敬攢下萬貫家財。只是，他的資產多靠親信李彥青經營，錢款則由四弟曹銳經手，存於各外商銀行。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李彥青遭到處決，曹銳吞鴉片自殺，曹錕的財產因之流散。加上被馮玉祥軟禁的一年時間裏，曹錕爲了保全性命花銷頗大，僅打點看守就花掉了10萬銀元，以至於獲釋到津寓居後手頭頗爲拮据。特別是一同生活的三姨太陳寒蕊四處追討放在他人處的財物而不得，時常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更令曹錕苦惱不已。
段祺瑞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在北洋政府時期長期擔任國務總理，在大總統與總理間的“府院之爭”中從來都是勝利者，下野後卻比同僚們更寒酸。段祺瑞號稱“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沒在經營產業上下過功夫，遇到錢不夠的時候就借。在任的時候沒人敢催繳，下野後境況就不一樣了。1926年4月，段祺瑞被馮玉祥驅逐下臺，退居天津，旋即被黎元洪一紙訴狀告上法庭，要求段祺瑞償還1918年向他借的7萬元大洋。這官司打了兩年，段祺瑞也沒能把錢還上，直到黎元洪去世後不了了之。
野心家和血債主的安全區
國民政府在1928年宣佈定都南京，北京從首都降爲北平特別市，隨着中央政府機關搬離，市面頓時蕭條了不少，反而襯托出天津更加繁榮。1930年，張學良藉着中原大戰中支持蔣介石的功勞入主平津。他把總部設在北平，卻更留戀天津的繁華市街和夜生活，也時常與北洋下野高官相往來。他最喜歡出沒在天津鉅商、怡和洋行華人大班樑炎卿家中。直到90歲時，張學良還對樑炎卿的九女兒念念不忘，對來訪者說起“我特別喜歡他的九小姐”。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三省淪陷於日本人之手。民族危亡的局面震動了全中國，在天津卻顯出一些不一樣的面貌。在天津，除了北洋高官外，還有另一個羣體因爲類似的原因選擇在租界聚居，他們便是前清宗室和遺老遺少。1926年被馮玉祥趕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儀，以及慶親王載振、前總管太監“小德張”張恆泰，都是租界居民。溥儀先後居住在日租界宮島街的晚清陸軍第8鎮統制官張彪宅邸“張園”，和民國駐日公使陸宗輿的宅邸“靜園”，圈子不離租界主流。
1931年11月下旬，兩次發生武裝“便衣隊”從日租界襲擊租界外天津縣城的事件，中國軍警守土有責，與便衣隊大打出手，導致租界內商賈歇業、貿易停滯，北洋高官的產業也受到不小的損失。日本人組織這次暴動的實際目的，是掩護溥儀前往東北，以充當僞滿洲國的傀儡元首。隨後，大批居住在天津租界的遺老遺少奔赴東北，搖身一變成爲僞滿洲國的“建國元勳”。
對北洋大佬，尤其是其中猶在壯年、不甘心下野的一批人而言，天津租界同樣是謀劃行動的安全區。國民黨的“藍衣社”特工雖然活躍，也不敢在租界巡捕房的監視下放肆開展制裁行動，前湖南督軍張敬堯便是一個顯著例子。1933年長城抗戰期間，張敬堯在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支持和慫恿下，試圖在平津地區組織武裝、發動暴動。結果抵達北平後不久，就被國民黨特工刺死在六國飯店。
同樣因爲離開租界遇刺的，還有兩位最初沒有選擇退居天津租界的大軍閥——原“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和原“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北洋時代末期，兩人的隊伍都成爲張作霖奉系軍隊的附庸。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後，接任奉軍軍閥領袖的“少帥”張學良，認爲張宗昌與日本人關係密切，因爲拒絕其所部出關，導致張宗昌的隊伍在灤東被國民革命軍消滅，其本人逃往日本人控制的大連避居。孫傳芳在瀋陽居住了一段時間，也在張學良選擇“東北易幟”、加入國民政府後移居大連。
1931年“九·一八”之後，張宗昌、孫傳芳相繼遷到天津居住。1932年9月，張宗昌受時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邀請前往濟南拜訪，事畢返回天津時，在火車站遭人開槍射殺。行兇者名叫鄭繼成，是北伐戰爭期間被張宗昌下令槍斃的國民革命軍第2集團軍將領鄭金聲之子。事件發生後，國民政府在如何處理鄭繼成一事上頗爲搖擺。濟南地方法院以預謀殺人罪判處鄭繼成有期徒刑7年。但司法院院長居正公然宣稱“三民主義之國家……可以拿黨義充分的運用到裁判上”“以鄭繼成之忠孝兩全，以張宗昌之惡貫滿盈，鄭之殺張……何以三民主義之刑法反認爲有罪?”最後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將鄭繼成特赦釋放。
孫傳芳的名聲要比“狗肉將軍”張宗昌好一些。1935年5月，日本方面藉口日租界內發生的親日報人、《國權報》社長鬍恩溥和《振報》社長白逾桓遇刺事件是國民黨中央軍所指示，強迫國民黨中央軍及東北軍于學忠等部退出平津，同時煽動閻錫山、韓復榘、宋哲元等華北實力派人物脫離南京國民政府實施“自治”。在此期間，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多次遊說孫傳芳爲其張目，充當“華北自治領袖”，都吃了閉門羹。
即便如此，孫傳芳依然遭遇了暗殺。1935年11月13日，孫傳芳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被人開槍打死，當場血濺佛堂。這一次的行兇者施劍翹，是北洋時代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之女，行兇原因同樣是復仇。1925年的一次戰爭中，施從濱被孫傳芳部俘虜後下令槍斃。施劍翹曾在天津跟蹤孫傳芳多時，她沒有選擇法租界內的孫傳芳宅邸，也沒有選擇孫常去的法租界仁昌廣播電臺，而是在位於租界外天津縣城東南角的佛教居士林動了手，想來也是考慮被捕之後由中方警察偵訊，輿論上會更加有利等因素。結局果不其然，施劍翹同樣被判處7年有期徒刑，同樣被特赦釋放。
這件事情讓北洋大佬們頗有兔死狐悲之感，也更加相信擁有治外法權的租界，才能使他們安全度過生命最後的時光。但隨着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迎接他們的將是不同選擇帶來的不同結局。
面對侵略者的拒與從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7月29日一天之內，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於日本軍隊之手。只有租界內還保持着相對平靜。只是，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此時租界面積已經大爲縮小。1917年中國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成員向同盟國宣戰後，天津的德國、奧匈帝國租界就被收回。1924年8月，蘇聯政府又將俄國租界交還北洋政府。比利時租界則在1931年1月主動交還給了國民政府。面對戰爭的到來，居住在租界外的北洋“老幹部”們紛紛遷入英法租界。
攻佔了平津的日本人，需要利用有名望的中國官員組織傀儡政權，替他們維持地方統治。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正好爲日本人提供了豐富的後備人選。而日本人的軍事勝利和政治鼓動，也讓部分北洋下野官僚政治野心死灰復燃。
1937年12月1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這個僞政權打出了“新民主義”的口號，但“國旗”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國歌”是北洋政府時代的《卿雲歌》，連政府各部門長官的職銜也是北洋式的“總長”。
翻開僞臨時政府創建者的名單一看，果然都是北洋下野高官。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部總長王克敏在北洋時期當過財政總長，議政委員會委員長兼教育部總長湯爾和當過財政總長，司法委員會委員長董康當過司法總長;賑濟、治安、法制、實業4位總長和北平、天津2位特別市市長當中，有2位前代理總理、3位總長和1位督軍。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從天津租界中請出來的。
選擇與日本人合流的北洋高官畢竟是少數。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就開始勸說留在天津租界的北洋高官領袖人物南下，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段祺瑞首先響應號召，於1933年1月遷居上海。出於加強政治影響的考慮，國民政府還曾準備委任段祺瑞爲國民政府委員，但未及落實，段祺瑞於1936年11月病逝。
留在北平的北洋大佬中，也有許多人拒絕了日本人的誘惑。僞臨時政府的治安總長齊燮元曾是曹錕一手提拔的直系大將，僞天津特別市市長高凌霨是曹錕賄選總統時的得力謀臣，兩人多次替日本人勸說曹錕加入僞臨時政府，都被他轟了出去。當時曹錕的經濟狀況已經頗爲緊張，甚至要靠賣掉部分房產維持生活，但其管家的四姨太劉鳳偉仍然贊同曹錕的決定，“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爲日本人辦事”。
日本人希望說服的另一位北洋大佬是吳佩孚。他宣稱“終生不進租界”，當年被北伐軍擊潰後，他和衛隊被曾提攜過的四川軍閥楊森迎接到其防區奉節，依然以“孚威上將軍”的名義行事。1932年，他甚至帶着這支打着五色旗的小隊伍回到了北平，在長城抗戰時還分擔了德勝門的守備任務，直到戰後才被繳械。“七七事變”後，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的土肥原賢二中將、大迫通貞少將多次前往勸說吳佩孚加盟臨時政府，或者在武漢組建新的政權，都遭到後者拒絕。
1938年5月15日，曹錕因肺炎病逝。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因拔牙引發敗血症死亡，坊間傳言是日本特務唆使醫生將其暗殺。國民政府爲了表彰兩位身處淪陷區的前北洋大佬，同時爲了號召其他北洋高官堅持民族氣節，拒絕與日方合作，給予曹錕、吳佩孚極高的身後待遇，爲二人追贈陸軍一級上將軍銜，撥發國葬費用，並舉行追悼會致祭。
1937年後的上海租界成爲特工角鬥場，國民黨、汪僞和日本彼此鬥法，街上時常響起槍聲。被認爲有投日意圖的前北洋總理唐紹儀、投入汪僞政權的前外交次長陳籙，都被軍統特工暗殺於上海。相比之下，天津租界要安靜得多。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其他國家在華租界，爲了彰顯僞政府的“正統性”，陸續將外國租界交給汪僞政府管理。國民政府爲了對抗汪僞宣傳，也與英國、美國等盟國展開了結束租界條約的談判。
與此同期，垂垂老矣的前北洋大佬陸續過世。1939年，前大總統徐世昌和“租界督軍”陳光遠都在天津租界內病逝。創立僞臨時政府的9名前北洋大佬中，也有4人死在了1945年前。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宣佈正式收回包括天津租界在內的各國在華租界。此時，寓居在租界內的北洋大佬已經所剩不多，知名者更是寥寥無幾。王克敏、齊燮元等戰時投敵者或被處決，或者庾死獄中。
“北洋大佬”這一羣體，和他們所依附的天津租界，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併煙消雲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