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傑是指的是中國唐代初年，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簡稱爲“王楊盧駱”。四傑齊名，原並非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那麼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關於楊炯的詳細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楊炯(約650—約693)，華州華陰(今屬陝西)人，唐代文學家，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並稱初唐四傑。
楊炯自幼聰敏博學，唐顯慶四年(659年)應童子舉及弟，翌年待制弘文館，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應制舉，補祕書省校書郎，唐永淳元年(682年)擢爲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唐垂拱二年(686年)被貶爲梓州司法參軍，唐如意元年(692年)任盈川令，約如意二年(693年)卒於任上。
楊炯文學才華出衆，善寫散文，尤擅詩。現存詩30餘首，以五言見長，多邊塞征戰詩篇，所作如《從軍行》《出塞》《戰城南》《紫騮馬》等 ，氣勢軒昂，風格豪放，表現了爲國立功的戰鬥精神。在藝術上，對仗工整，音韻合律，既有律詩的嚴謹之風，又有樂府詩的明快特色。其他唱和、紀遊的詩篇則無甚特色，且未盡脫綺豔之風。另存賦、序、表、碑、銘、志、狀等50餘篇。楊炯反對宮體詩風，主張“骨氣”、“剛健”的文風。他的詩在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以突破齊樑“宮體”詩風爲特色，在詩歌發展史上起到承前啓後的作用。明代童佩輯有《楊盈川集》十卷。
人物生平
幼舉神童
楊炯幼年時就非常聰明博學，文采出衆，唐顯慶四年(659年)，應弟子舉及弟，被舉神童。唐顯慶五年(660年)，楊炯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待制十六年。
剛進弘文館的時候，楊炯因爲年輕，對出仕與否還不太經意。有了“予出身”的待遇，能在弘文館“待制”，心裏已經感到滿足。但隨着年歲的增長，閱歷和學識的加深，“學而優則仕”的信念強烈地萌動起來，期間楊炯創作了《青苔賦》和《幽蘭賦》表達自己渴望仕途，卻懷才不遇的情志。
祕府校書
在弘文館待制十六年後，楊炯於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應制舉，補祕書省校書郎。據《新唐書·百官志》二載：祕書省有“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讎校典籍，刊正文章。”心懷經國理想的楊炯，年近三十，才獲得一個“讎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對自己仕途上的這種蹇滯不暢，楊炯心裏很鬱勃不平，期間創作了《渾天賦》，以示自己的情志。
唐儀鳳年間(676—679)，太常博士蘇知己上表朝廷，建議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議定。皇帝下令有司審議。楊炯寫了《公卿以下冕服議》，回顧了古代典制，指出蘇知己的建議爲不經之論，使其建議未能得到皇帝的採納。
仕職東宮
唐永隆二年(681年)，經中書侍郎薛元超推薦楊炯爲崇文館學士，永淳元年(682年)，楊炯被擢爲太子(李顯)詹事司直，充弘文館學士，掌太子東宮庶務。
楊炯從祕書省裏過了六七年鬱沉歲月後，終於從九品末僚一躍而成爲太子詹事司直，而且還充任聲望甚隆的崇文館學士，開始了仕途上的一大騰躍，據《新唐書·百官志》載：東宮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貼心官員，掌管東宮內務，職務頗爲重要。面對這樣一次仕途飛躍，楊炯的內心是興奮的。期間創作了《庭菊賦》等文以表達自己喜悅的心情。
貶謫梓州
唐永淳三年(684年)九月，楊炯伯父楊德干的兒子楊神讓，跟隨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伐武則天。事件平息之後，楊德干父子被殺，楊炯受到株連，於垂拱二年(686年)，楊炯被貶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臺縣)擔任了司法參軍，結束了他在長安長達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宮中教習唐天授元年(690年)，楊炯秩滿回到洛陽，武則天詔楊炯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掌管教習官人書算之類的工作。他雖因官職不高，心中抑鬱，但卻對武則天仍盡情頌揚。
如意元年(692年)7月15日，宮中出盂蘭盆，設齋分送各佛寺，武則天在洛南城門樓上與羣臣觀看。楊炯獻上《盂蘭盆賦》，稱頌武則天“周命惟新”，並希望武則天作爲“神聖皇帝”能夠“任賢相，悖風俗、遠佞人，措刑獄，省遊宴……捐珠璣，寶菽粟，罷官之無事，恤人之不足”，成爲帝王的楷模。
終跡盈川
唐如意元年(692年)冬，楊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縣令。約如意二年(693年)，楊炯卒於任上。
楊炯赴盈川令時，張說贈有《贈別楊盈川箴》，因歷代史學家對《贈別楊盈川箴》的理解不同，造成楊炯任盈川令後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楊炯爲政殘酷，據《舊唐書》載：“炯至官，爲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榜撻之。又所居府舍，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另一種說法是楊炯親政愛民，浙江省衢州市盈川村(原盈川故址)，村邊建有楊公祠一座，內有楊炯塑像，楊公祠內舊有對聯：“當年遺手澤，盈川城外五棵青松;世代感賢令，潑水江旁千秋俎豆。”說明當地百姓，千百年來都是把楊炯當作“賢令”來奉祠的。如楊炯爲政殘酷，卒後不會有此賢名。
主要成就
詩歌
初唐上官體所代表的宮廷詩風在唐高宗顯慶年間(656-661)、龍朔年間(661-663)達到鼎盛。上官體之風氣過分關注聲律對偶，講所謂“六對”、“八對”，忽視了詩歌本質。楊炯雖出身寒門，但才華橫溢，性氣豪縱，懷才不遇而輕視權貴。因此，他與上官儀爲首的宮體詩派有着分明的界線，歌詠的是自我遭際與心聲，抒發的是自己真情的自我流露，與之歌詠大唐氣象大異其趣，形成鮮明對照，他衝破了上官體流風，開拓了新的詩風。
初唐四傑以革除詩壇浮靡之習爲己任，以對上官體批判的姿態，從狹窄的宮廷天地引到廣大的市井，從狹小的臺閣到山川邊塞，開拓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新的生命，提高了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清新剛健的詩風。楊炯也不例外。如《送梓州周司功》呈現出作者在送別友人後夜望西南，擔心蜀路艱險，何時才能再相見的場景，感情真摯;如在渴慕功業的心態下寫的《從軍行》可謂楊炯詩作中的上乘佳作，此詩筆力雄勁，感情豪放率直;楊炯還有一組三峽詩，狀景抒情也較真實自然，且託物明懷，借史抒志，含意比較深刻，亦是掙脫宮體詩束縛的佳作。楊炯的送別詩中，沒有雍容華貴、閒適自足的情趣宮體式，而是總是滲雜着自己鬱郁孤寂的身影及奮發向上的激情，大多寫得質樸真切，頗有真情實感，如《夜送趙縱》，全詩語言洗煉、質樸，用典貼切。楊炯是四傑中以五律見長的詩人，他的《從軍行》，無論從平仄聲律、文字對偶以及起結作法等方而來說，都是成熱的五言詩。其現存的14首五言律詩，完全符合近體的粘式律，是一種有意的追求，廓清了齊樑以來綺媚華靡之風，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
辭賦
楊炯現存賦八篇，其中《老人星賦》、《庭菊賦》和《孟蘭盆賦》三篇都是歌功頌德的作品。《老人星賦》是借老人星(即南極星)以稱頌皇恩浩蕩、天下安康之昇平景象。這篇賦一開頭便對“至德承天”的皇權竭力加以歌頌，最後借老人星作喻，對皇恩聖德大加頌揚，並恭祝皇帝萬壽無疆。
《庭菊賦》借高潔芬香之秋菊來頌揚中書令薛元超。楊炯之於薛元超，可謂終生懷知遇之恩，此種感戴之情，便是其創作這篇賦的動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賦前的一篇小序，交待寫作背景，表明衆學士是受薛元超之邀，在門下內省左春坊東廳，即薛元超官邸，舉行賦菊盛會。楊炯便藉此機會，竭力讚揚秋菊之內在品性，藉以頌揚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此賦雖然通篇均爲讚美之辭，內容託物狀人，藻飾可謂典雅華麗，且是應命之作，未突破官場應酬常套。
《盂蘭盆賦》以歌頌武則天的聖德，與《老人星賦》一樣，也是一篇歌頌文章。除了三篇頌德之賦之外，楊炯亦有幾篇借物明志之賦，大概都寫於出仕之前。由於長期“待制弘文館”，入仕無門，其內心自然會萌發出一種懷才不遇的鬱憤與受到冷落之後的哀怨，於是借物抒懷，來表明自己的心志。《青苔賦》、《幽蘭賦》、《浮漚賦》也是這種背景及心態之下的產物。這三篇賦的結構形式及內容寓意基本相同，均是通過對所描寫事物進行讚美，以抒發自己的志向。
駢文
楊炯現存駢文類46篇，可分爲三大類。第一類是爲死人所寫，包括神道碑、墓誌、行狀和祭文。此類文章數量最多，共27篇，其中絕大多數均是受人所請，爲死者立傳。因是受人所託，對死者生平事蹟本不甚了了，多是筆錄加工而己，並沒有多少真情實感可言。第二類是爲寺廟所撰寫的碑銘，共4篇。此類文字亦是受人所請，代爲捉刀，但因碑銘均鐫刻於寺廟的石碑上，供遊人及膜拜者鑑賞吟誦，是爲作者展示自己才華的好機會，亦是時人對作者文才作出評價的重要依據。因此，楊炯寫這幾篇文章時，態度還是非常認真的，鋪敘排陳，引經據典，力圖顯示出自己最高水平。但終因碑銘內容大同小異，形式亦基本統一，縱然他努力展示自己才技，還是鮮能有所突破。第三類是表、議、詩序，共14篇，其中序言11篇，表、辯、議各1篇。此類文字無論從形式，還是到內容均無固定程式，可根據作者思想情趣自由發揮，縱橫馳騁。其中，如《王勃集序》、《公卿以下免冕服議》等經過作者精心構思的文字，形神並茂，充分顯示了其爲文的高超才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