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長民(1876-1925)，字宗孟，漢族，福建閩侯(今福州)人。是才女林徽因的父親，林覺民烈士的堂兄，福建政法專門學校(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之一)和福州二中的創辦人，第一任校長。
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研究政治、經濟。1909年回國，執教福州法政學堂。是年福建省諮議局成立，被聘爲祕書長。1911年武昌起義後赴上海，以福建省代表參加獨立各省臨時會議。次年初臨時參議院成立，爲祕書長，參與草擬《中華民國臨時約法》。5月參與組織共和黨，擔任幹事之一。1913年被推爲衆議院議員，4月任祕書長。5月參與將共和黨與民主黨、統一黨合併爲進步黨，任政治部部長，擁戴袁世凱爲正式大總統。次年任北京政府國務院參事。1917年7月出任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11月辭職。1919年著文反對巴黎和會袒護日本，將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1923年任北京政府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是年9月反對直係軍閥首領曹錕賄選總統，南下上海蔘與反直運動。1925年11月24日，參與反奉時兵敗身亡。
林長民是民國初年聞名士林的書生逸士，又是倡言憲政、推進民主政治的著名政客。少年時林長民在林氏家塾中讀書，受業於飽讀詩書的閩中名士林紓，也由此獲取了最初的西學知識。
光緒二十三年林長民中秀才，但他爲更大的志向放棄了科舉。也是這一年，他棄舉業在家苦學英文、日文。他的父親林孝恂爲他請了兩位"洋老師"，一位是加拿大籍，另一位是日本籍。1906年林長民赴日留學，不久回國，在杭州東文學校畢業後再度赴日，就讀於早稻田大學預科及大學部政經科。
林長民是日本留學生中公認的明星式人物。他熱心社會公益，樂於爲人排難解紛;他善於辭令，滔滔雄辯;三有家財，"家本素封，交際所需，不匱於用";四有膽識，遇事肯擔當，決無畏葸之態。
但是日本的天地並沒有把林長民變成一個激進的革命青年，他仍希望通過自己的從政，以改良的方式實現立憲政治。因此當堂弟林尹民、林覺民慷慨陳詞，宣揚革命的宗旨時，林長民則注重於廣泛的交流結納。他認識日本名流犬養毅、尾崎行雄，也熟識中國名人張謇、岑春煊、徐志摩;與湯化龍、孫洪尹、劉崇佑、徐佛蘇等留日的立憲派志士訂爲深交;也結交君憲派的楊度，同盟會的宋教仁。用林長民的話來講:"政治家須有容人的雅量，中國前途不可知，尤須聯絡異己，爲溝通將來政治之助。
1902年赴日本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研究政治經濟。
1909年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林長民，於五四前後卻成爲著名的抗日派，這在現代中國的知識者中，頗具典範意義。
在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時期，林長民就學於政治經濟科，此一選擇無疑爲其日後的從政生涯埋下了伏筆。回國後，林氏除在福州創辦私立法政專門學校及附屬中學校，自任校長，培養急需的治國人才外，也立即投入其時正在各地推展的立憲運動，並很快嶄露頭角，出任福建諮議局書記長。留日所學對於議會政治的知識，此時已轉爲實際的運作，終其一生，宗孟先生都在爲實現這一信念不懈地努力。
民國成立，林長民從1912年任職臨時參議院祕書長起，便與民國政治風雲結下了不解之緣。次年，當選爲衆議院議員兼祕書長的林氏，也隨同先前加入的民主黨一起，轉爲新組建的進步黨成員，並就任該黨最重要的機構──政務部部長一職。
1917年7月，挾討伐張勳復辟之役獲勝之勢，由進步黨轉化而來的憲法研究會(通稱"研究系")成員再度聯袂入閣(第一次是1913年主要爲進步黨人組成的熊希齡內閣)，林長民也被總理段祺瑞任命爲司法總長。但此次組閣也如同北洋政府衆多的短命內閣一樣，當年11月，隨着段祺瑞的辭職，林氏又從在朝變成了在野。不過，由研究系力爭的對德、奧宣戰總算實現，這使得中國在一次大戰後，有可能出席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
與梁啓超出遊歐洲負有開展國際上的"民間外交"相同，留在國內的林長民也同心同德，利用其特殊身份，將"國民外交"運動做得有聲有色，由此成爲五四前後極爲活躍的政治人物。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外交總長陸徵祥奉派出席巴黎和會。當時的總統徐世昌爲此特設外交委員會，特聘林長民爲委員會委員兼事務主任。日本與英法密約戰後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直接由日本繼承;同時與曹汝霖訂立濟順、高徐兩條鐵路由日本出資建築的密約。
林長民也充分利用其出入朝野、一身二任的資格，巧妙地以民間外交推動政府外交。並且，在多數場合，他更自覺地定位於民間，代表國民向政府抗爭。1918年12月，爲及時進行外交決策，總統徐世昌特命在總統府內設立外交委員會，林長民仍因其辦事才能，受命爲事務長。在隨後出現的幾個有影響的民間外交活動團體中，林長民也往往擔任要職。如1919年2月12日成立的國際聯盟同志會，以林爲總務幹事;四天後宣告誕生的國民外交協會，也推舉其任理事。後一組織在五四期間表現突出，把"國民外交"的真義發揮得淋漓盡致。因爲按照該會外交幹事葉景莘的說法:"外交委員會成立時，我們早已感覺到政府的親日傾向，就組織了一個國民外交協會，以備與外交委員會互相呼應。"(《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籤和約運動見聞》)這樣一種民間與官方的配合機制，雖則理想化，但在調動廣泛的社會力量，以阻止政府作出危害國家利益的決定方面，確實發生了效用。
1919年4月中旬，報界披露，外交部曾密電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令其在對日交涉中讓步。22日，國民外交協會的職員即面見徐世昌，質詢此事。林長民進而提出，鑑於巴黎和會已時日無多，政府應立即指令和會代表，儘快提交我方各項要求。而其提案應以國民外交協會議決的七條綱領爲依據，此即由林長民等人2月21日提出，3月底發給駐法公使胡惟德及和會代表的電文中列舉的請願大綱:
(一)贊助國際聯盟之實行;
(二)撤廢勢力範圍，並訂定實行方法;
(三)廢更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祕密締結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
(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
(五)力爭關稅自由;
(六)取銷庚子賠款餘額;
(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爲通商市場。
林氏指陳，此七條既"已承總統批交外交委員會核議，明日該會開會，即可議及此案。倘能將此七問題完全通過，請由政府電飭巴黎專使提出，實爲一般國民共同希望者也"。面對林氏所代表的國民公議，徐氏亦不得不答應"此節自然照辦"。
正由於林長民具有這樣的優勢，以私人身份出訪歐洲的梁啓超，在黨派考慮之外，也可方便地擇定其爲通報巴黎和會消息的接收人，以便上傳下達，影響政府與輿論。
當時進步黨在北京地區握有兩家重要的報紙，一爲其機關報《國民公報》，一即在知識界頗具號召力的《晨報》。以林長民在黨內的資歷，加以主持《晨報》編務的劉道鏗爲林之同鄉福州人，因而，其與《晨報》的關係自更爲密切。林氏在該報連載《鐵路統一問題》的長文，開宗明義便揭出問題的核心:"鐵路建築權及其投資，即爲勢力範圍之表徵。"而其中"根據條約者，爲政治性質之路"，此即"以鐵路所及爲佔據領土之變形"，"凡此政治性質鐵路經過之地，幾即爲他國領土之延長"。因此，林氏堅決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中國路權，統一由交通部管理。當時林長民等人所力持的"統一鐵路政策雖非只爲日本而發，而實以日本爲主要對象"，葉景莘稱其"實是當時抗日運動的一個方面"，與以後的五四事件相關聯(《五四運動何以爆發於民八之五月四日?》)，確有道理。
《晨報》披露了來自巴黎的消息，山東將不直接交還中國，而暫由英、法、美、意、日五國共管，以及日與除美之外的三國訂有密約，英、法、意將不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要求;該報又發表《山東問題之警報》加以證實，並疾呼:"國內若再無一致之精神以對外，則此次外交之失敗，即足以亡國雲。"在此惡報頻傳、形勢迫人之際，《晨報》集中發佈了代表國民外交的聲音。
此日的"緊要新聞"中，既有巴黎代表報告"和會難以堅執公理"的電文，國民外交協會1919年4月30日收到的梁啓超要求拒絕簽字的24日來電，也有該會5月1日分致美、法、英、意四國代表及中國和會代表的電報，申訴中國民衆的意志。而置於社論位置的，則是林長民的署名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此文乃因其所接獲的樑電而引發，其中最震動人心的是如下一段文字:
嗚乎!此非我舉國之人所奔走呼號求恢復國權，主張應請德國直接交還我國，日本無承繼德國掠奪所得之權利者耶?我政府、我專使非代表我舉國人民之意見，以定議於內、折衝於外者耶?今果至此，則膠洲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文章最後表示:"國亡無日，願合我四萬萬衆誓死圖之!"林文慷慨悲壯，語調激昂，雖僅300餘字，其效力卻不啻一枚重磅炸彈。
當日，外交委員會緊急開會，議決拒籤和約，擬就電稿，由該會委員長汪大燮與事務長林長民親送徐世昌，轉國務院拍發給中國代表團。而總理錢能訓卻另具密電，命令首席代表陸徵祥簽約。林長民有一同鄉在國務院電報處工作，當晚即將此情告知林氏。1919年5月3日清晨，林到外交委員會報告，因此直接導致了五四學生大遊行。3日下午4時，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會，林長民、熊希齡、王寵惠等出席，作出四項決議: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
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
三、如和會中不得伸我國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
學生們的提前行動，使國民外交運動真正成爲事實，林氏等人主持的協會從此亦不再擔任主角。
1919年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發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新聞，"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衆誓死圖之。"向國民揭露政府這一賣國行徑。[1]
此不足三百字的新聞一經發表，頓時激起千層浪。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學校的三千多名愛國學生舉行示威遊行。"五四"運動由此爆發。總統徐世昌懷疑林長民就是學生運動的幕後主使，將他召到總統府嚴加訓斥。事實上，林長民正是"火燒趙家樓"的真正點火人。[3]
由於林長民在反對和約中態度鮮明，親日派固然視之爲眼中釘，"說這回北京市民的公憤，全是外交協會林長民等煽動起來的"(《一週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動》，《每週評論》21號)，日本政府更是對其恨入骨髓。5月21日，日本大使小幡酉吉竟然照會中國外交部，聲稱:在隨後的事態發展中，林長民仍一本初衷，堅持維護國權的民間立場。5月4日晚，林長民即與汪大燮、王寵惠一起面見徐世昌，次日又具呈警察廳，要求保釋被捕學生。兩請雖未得允，各校各界掀起的聯名具保活動，卻最終迫使當局提前放人。6日，因政府有阻止"五七"大會之說，林長民專門入總統府見徐世昌，提出三項要求:請政府對於山東問題表示一種決心，以維民望;請將被捕各學生保釋，免再激生風潮;七號必開國民大會，請飭軍警勿用強力解散或加無理干涉。因徐氏對開會事仍堅決不允，林回國民外交協會報告後，又與熊希齡、範源廉、王寵惠一同具名，答覆錢能訓禁開國民大會的來函，引會員"集會自由載在《約法》"之言，回拒錢氏，並進而警告當局"慎重和平，勿致發生意外，致蹈前清川路覆轍"。
外交委員會委員、幹事長林長民君，五月二日《晨報》、《國民公報》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內有"今果至此，則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願合我四萬萬衆誓死圖之"等語，似有故意煽動之嫌。此事與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生釀成縱火傷人暴動之事，本公使之深以爲遺憾者。……爾來北京散佈之傳單，多以"膠州亡矣!山東亡矣!"爲題，傳播各省，煽動實行排斥日貨。
爲此，日本公使要求中國政府禁止此類言論之發表，並威脅說:"若果放置此等風潮，不特有釀成貴國內治意外之擾亂，怕有惹起兩國國際重大之事態。"日方充滿敵意的言詞中，恰可證明林氏其時在輿論界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以及在促使五四運動爆發中確實發揮了引導作用。
有一種傳聞也值得一提:林氏早先曾勸曹汝霖、陸宗輿等"勿堅持其主張，並說民衆反對甚力，或至於燒房子打人。這不過是極力規勸的話"，卻不幸而言中。因而遊行衝突發生後，有人遂指爲是研究系所鼓動。此說於揭示進步黨與五四的關係上，並非空穴來風。對於日本的挑釁，林長民當即給以回擊。25日，林氏上書總統徐世昌，請求辭去外交委員會職務，以免政府爲難，但警惕日方陰謀的態度無稍改變。文末專門列舉了日本報紙中有關日對山東擁有權利的言論，要求訓令駐日大使質問抗議。對小幡的指責，宗孟先生也嚴辭批駁，所謂"憤於外交之敗，發其愛國之愚"，"激勵國民，奮於圖存，天經地義，不自知其非也";並鄭重聲明:
勢力侵凌，利權日失，空擁領土，所存幾何?山東亡矣，國不國矣，長民尚欲日討國民而告之也。若謂職任外交委員，便應結舌於外交失敗之下，此何說也?
這封辭職信義正辭嚴，充分展示了林氏一片拳拳報國之心。此後不久，林長民又以曾經赴日者的身份，在《國民公報》發表《敬告日本人》一篇長文，反覆開導"吾親愛之日本人"，詳細陳述中方願望。文中逐一駁斥了日本人關於山東問題的主要論調，提出處理國際關係應遵守同一準則:"正義人道一涉本身利害問題，便設許多例外，吾不能不爲正義人道哀。此當向世界各國今日所號稱強國者進一忠言，勿爲僞善，尤望親愛之日本人毋自欺以欺人。"說到中國人民對日人的感情，林氏也坦然相告: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國人之對君等實有不可諱言之痛矣。除極少數之人外，不論階級高下、知識深淺、思想新舊，觀察縱有異同，飲恨幾於一致。經一度事變，便增一分怨毒，毋謂吾人愛國無持久性也。假令事變之生，繼續不已，君等怙過，迄無悛心，相激相蕩，終有不堪設想者。
1920年4月，林長民出遊歐洲。這也是一種象徵，林氏從此與日本絕緣。3月12日，國民外交協會爲其餞別，席間，幹事張超讚揚，"五四國民運動發生之後，林理事不避嫌疑，益爲本會盡力，國人尤深感激"。林長民也總結平生，稱五四前後爲一轉捩點，其政治主張從"偏於緩進"變爲"勇往邁進";自國民外交協會成立，"乃得實行所信，與諸君呼號，稍盡棉力"。正如其所自白:"長民政治生涯，從此亦煥然一新。"可以補充的是，五四運動的發生，確爲其一生事業最光彩的頂點。
1920年春，林長民攜帶16歲的女兒林徽因到歐洲考察。10月，林長民回國與蔡元培、王寵惠等聯合上書，向政府建議恢復國會，完成憲法。他們的建議得到了當時總統黎元洪的採納，並被選爲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直接參加了制憲工作。
這時的林長民又變得躊躇滿志，他試圖把自己在歐洲考察的所學所得一一實踐於中國政治。在制憲過程中，他提出應把勞工制度訂入憲章，還關注生計制度的議定，並被推舉爲生計章起草委員會委員長。然而，1923年10月曹錕賄選總統成功，林長民所主張的生計制度與地方制度被擱置，他的政治理想再次成爲泡影。
1925年張作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援，兵分四路進攻北京，意欲自任總統。11月，奉軍將領郭鬆齡向全國發表《反奉通電》，並將原奉軍第三方面軍改稱爲東北國民軍。郭鬆齡起兵後，託人遊說林長民出關。林長民感念郭鬆齡知遇之恩，於11月30日晚乘郭鬆齡專車祕密離京，途中受到奉軍王永清部的襲擊。與郭鬆齡同行的林長民下車躲避時被流彈擊中身亡，終年4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