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人員
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李維漢、瞿秋白、張太雷、鄧中夏、任弼時、蘇兆徵、顧順章、羅亦農、陳喬年、蔡和森，候補中央委員有：李震瀛、陸沉、毛澤東，中央監察委員有：楊匏安、王荷波，共青團代表有：李子芬、楊善南、陸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達，湖北省委代表鄭超麟，中央軍委代表王一飛，中央祕書鄧小平等22人。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及另外兩位俄國同志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內容
首先，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了關於《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羅亦農、任弼時等先後發言，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在農民、軍事等問題上的錯誤，強調軍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說：“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明確指出槍桿子取政權，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接着，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就黨的任務和工作方向問題作了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最近農民鬥爭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
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總書記職務。會議確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爲黨在新時期的總方針，就國共兩黨關係、土地革命、武裝鬥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爲黨在當時的最主要任務。
會議選舉了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爲蘇兆徵、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爲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會後，臨時中央政治局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爲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長江局，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爲祕書;張太雷赴南方局，任廣東省委書記;羅亦農赴長江局工作;毛澤東去湖南在湘贛邊區領導秋收起義。
會議目的
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確定今後革命鬥爭的方針。出席會議的有部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機關、共青團中央、地方代表共22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由於當時環境極其險惡，會議只開了一天。會上，羅明納茲作黨的過去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和結論，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會作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在會議討論中，許多同志批評中央在處理國民黨問題、農民土地問題、武裝鬥爭問題等方面的右傾錯誤。有的同志還批評了蘇聯顧問、共產國際代表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羣衆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關於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衆運動。”他着重強調：“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着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實際上提出了以軍事鬥爭作爲黨的工作重心的問題。他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
會議討論通過了 《告全黨黨員書》 、《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的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等決議，要求堅決糾正黨在過去的錯誤，明確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內容。黨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地、有計劃地、儘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會議決定調派最積極的、堅強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領導職務，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爲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開完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征求意見，準備讓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隨即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於1927年9月9日發動和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後來他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並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這時，全黨都拿起了武器，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會議之前，黨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領導了近百次武裝起義，標誌着我黨進入了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和紅軍的新時期。
會議議程
由於時局緊張，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漢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共青團中央委員和湖南、湖北的負責人蔘加了會議。
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僅開了一天。會議共有3項議程：
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
2.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作報告;
3.改選臨時中央政治局。
會議由李維漢主持。他首先介紹了會議的籌備經過，說明到會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只能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然後宣佈了會議的三項議程：1.共產國際代表作報告;2.中央常委代表作報告;3.改選中央政治局。由於白色恐怖，形勢緊迫，會議只開了一天就勝利結束。
會議的第一項議程是，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關於黨過去的錯誤及新的路線的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了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這次會議所要解決的問題。然後，他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草案的主要內容作了發言。首先，他分析了中國各階級的情況，說明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中國農民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求得自身解放。如果過去黨對農民有正確的領導，不在農民問題上對國民黨讓步，不阻止農民運動，堅持黨的獨立性，就不會使革命失敗。直到八一南昌起義，中國的革命纔開始有了一個堅決的轉機。他還批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聯合戰線中放棄黨的領導權的錯誤。同時又認爲現在還不應退出國民黨。
國際代表報告之後，李維漢說，常委已經接受了這個報告，現在請大家討論。接着，毛澤東、鄧中夏、蔡和森、彭公達、羅亦農、任弼時、李子芬、瞿秋白都作了發言。大家的發言，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關於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路線問題。毛澤東、蔡和森、任弼時認爲，過去黨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只重視上層幾個領袖人物，而忽視了廣大工農羣衆，這就使黨失掉了羣衆基礎。鄧中夏說：過去有許多同志都感覺到中央的指導不好，現在再拿事實更看得明確，機會主義發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早有由來，現在由於階級鬥爭加劇，就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羅亦農認爲，五大以前，黨對大資產階級估量太高。五大時又對小資產階級估量太高，所以對國民黨看得太高。鄧中夏說，以前甚至將譚延闓、唐生智、孫科等地主買辦軍閥都看成小資產階級了。總之，由於階級估量和階級分析上的錯誤，這就必然造成過去中央在指導路線上的錯誤。蔡和森、鄧中夏和任弼時等，還批評了陳獨秀的封建家長作風，要求撤換陳獨秀的領導職務。
二、關於農民和土地問題。毛澤東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批評了過去中央反對農民運動的錯誤。他說：農民要革命，接近農民的黨也要革命，但上層的黨部則不同了。我曾將我的意見在湖南作了一個報告，同時向中央也作了一個報告，但此報告在湖南發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廣大黨內外的羣衆要革命，黨的指導者卻不革命。蔡和森說：五大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制定了很好的決議，但大會後的中央並不實行，而採取壓制農民運動的態度。任弼時說：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並造出一個理論，說土地革命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不知道這是目前的行動綱領。
三、關於軍事工作和武裝鬥爭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陳獨秀不做軍事工作的錯誤，第一次提出了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思想。他說：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現在已被注意，但仍沒有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起義，非要依靠軍隊不可，這次會議應重視這個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定起來注意這個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完全由於主觀上的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槍桿子中取得的”。羅亦農說：過去黨不注意奪取政權的武裝，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廢，這是非常錯誤的。
就以上幾個問題討論以後，國際代表作了總結髮言，講了革命形勢和革命性質。接着進行了表決，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告全黨黨員書》強調指出：“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政黨不怕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的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裏學習出來，絕無畏懼的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報告。報告指出：現在主要的是要從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來，我們的軍隊則完全是幫助土地革命的。農民要求暴動，各地還有許多的武裝，有這樣好的機會，這樣多的力量，我們必然要點燃這爆發的火線，造成土地革命。報告提出了今後工作的三條策略原則：第一，要注意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要注意揭露汪精衛派民權主義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羣衆，團結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組織臨時的革命政府。報告在最後還提出要注意作好團結國民黨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強軍隊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報告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並追認批准了1927年7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致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書》等文件。
會議通過的《最近農民鬥爭的議決案》指出：“共產黨現時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儘可能的在廣大區域中準備農民的總暴動，利用今年秋收時期農村中階級鬥爭劇烈的關鍵”，來發動和組織農民舉行秋收暴動。會議要求中央黨、團機關“應當在極短期間調最積極的、堅強的、革命性穩定的、有鬥爭經驗的同志儘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農民暴動的組織者。”
會議通過的《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指出：要“注意於武裝工人及其暴動巷戰等軍事訓練，即刻準備能響應鄉村農民的暴動，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權”。“工人階級應時刻的準備能領導並參加武裝暴動。以鄉村農民之勝利爲依據，推翻反革命政權，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權的城市政府”。
會議的第三項議程是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經過熱烈討論，選舉臨時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9人：蘇兆徵、向忠發、瞿秋白、羅亦農、顧順章、王荷波、李維漢、彭湃、任弼時。候補委員7人：鄧中夏、周恩來、毛澤東、彭公達、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
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爲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政治局的分工，決定由李維漢任中央組織部長兼管中央祕書廳;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長、農委主任兼黨報總編輯;蘇兆徵任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任;周恩來任中央軍事部長，由祕書王一飛代理部務;楊之華任中央婦女部長;顧順章任中央交通局長;鄭超麟暫時負責中央出版局。
會議還決定王荷波任北方局書記，蔡和森爲祕書;張太雷任廣東省委書記;毛澤東去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