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國變時，深知中西實力差異的地方督撫以及部分主和大臣極力反對開戰。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聯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五人，因反對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向列強宣戰的主張，被慈禧下令正法，後來在列強的壓力下得到平反。
光緒帝推動的戊戌變法失敗後，西方各國對慈禧太后廢黜光緒帝不滿，與慈禧的關係驟然緊張。在此背景下，以反對外國教會勢力爲主的義和團運動迅速壯大，京津一帶民間反洋聲勢尤爲浩大，慈禧決心利用義和團報復洋人。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進言“拳民忠貞，神術可用”，莊親王載勳，光緒帝的兩位堂兄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載漪說，義和團都是出萬死不顧一生，以赴國家之難的義民。載漪這樣誇讚義和團，其實是出於私心，光緒帝被囚後，他想讓自己的兒子當皇帝。但是，西方各國不能容忍另立新帝，讓載漪對洋人十分痛恨。
1900年6月17日，西方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臺。消息傳到北京，載漪奏請慈禧“攻打使館區”。在決定是戰是和的御前會議上，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聯元、太常寺卿袁昶都認爲，“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他們都說：“奸民不可縱，外釁不可啓。”這些話讓慈禧很不入耳，也引起載漪等主戰派的憤怒。
義和團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圍攻北京外國使館區，進而引發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徐用儀等五人都是得力能幹的肱股之臣，除了御前會議，他們還利用其他場合反對開戰。聯元向光緒帝進言：“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儻戰而敗，如宗廟何?”許景澄與袁昶聯名上疏提出，“以一國敵各國，是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解決危局的唯一辦法是保護外國使館，同時圍剿作亂拳民，誅縱匪禍首，以此來退洋兵。
就在此時，慈禧太后得到一份“勒令皇太后歸政”的虛假情報，說西方列強讓她下臺，還政於光緒帝，一生視權力如性命的慈禧最終勃然大怒，決定不惜與洋人一戰。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求保護使館區時，竟在北京街頭被清軍槍殺，大戰的最後一根導火索被點燃。事件發生後，徐用儀十分震驚，他說：“禍始此矣!”並勸告慶親王奕劻，厚葬克林德，希望挽回局勢。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帝名義發詔對十一國同時宣戰。詔書辭令頗爲激昂：“無論我國忠信甲冑，禮義幹櫓，人人敢死;即土地廣有二十餘省，人民多至四百餘兆，何難翦彼兇焰，張我國威。”隨後，聯軍對清軍和義和團開戰。
7月14日，聯軍佔領天津，北京危在旦夕。彼時，朝中主戰派已佔據絕對上風，主張和談的大臣則被視爲賣國賊。
慈禧爲了解除掣肘，殺雞儆猴，下令處死許景澄和袁昶，羅織的罪名並不是因爲他們反對宣戰，主要是妄議朝政：“屢次被人蔘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多語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
7月28日，許景澄與袁昶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場處死。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一幕提前上演。觀望的義和團拳民和無知民衆高興得像過年一樣，他們爲看到“賣國賊”被處死而歡呼。
攻佔北京後，八國聯軍指揮官合影。
許景澄、袁昶被殺後無人收屍，徐用儀出面含淚收屍。自知難以倖免的他在家書中寫道：“許袁二公無端被逮，不問口供，猝遭奇禍，邸鈔皆莫須有之詞……原該見機而作，惜時已晚，以老年而處此危地，生死在所不計，只可聽之於天。”
果然，徐用儀被義和團拳民逮捕並擁至莊親王載勳府邸，他沒有辯駁，只是說：“天降奇禍，死固分耳!”8月11日，徐用儀、立山和聯元三人又在菜市口被慈禧下令處死。
僅僅過了三天，8月14日，八國聯軍就攻陷北京，而慈禧太后、光緒帝和親貴大臣逃往西安，留下奕劻和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向列強乞和。
在外國公使團的壓力下，徐用儀等五大臣後來得到平反。1901年2月，清政府應各國公使要求，頒發一道上諭爲五大臣平反，開復原官，以示昭雪。這一要求被列入《辛丑條約》第二款，條約稱他們因“力駁殊悖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鴻章與英、美、俄、德、日本、奧匈帝國、法、意、等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辛丑條約》。
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發現，慈禧太后對列強開戰是爲了維護自身權力，載漪等借義和團對抗洋人也是出於私利，而五大臣死諫卻是擔憂黎民百姓之安危，國家社稷之存亡。
120年來，人們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莫衷一是，有人認爲他們是禍國殃民的拳匪，也有人認爲他們是羣衆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因爲“列強入侵，欺凌平民在先，平民(義和團等)反抗在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主張剿滅義和團、反對與列強開戰的庚子五大臣的評價也沒有定論。有人認爲他們是理性愛國的忠貞之士，也有人認爲他們是勾結洋人的賣國漢奸。
但不管如何，庚子五大臣徐用儀、立山、許景澄、聯元、袁昶反對清政府聯手義和團攻打外交使團，是符合國際法的。而後來的事實證明，慈禧太后貿然對十一國開戰，給國家帶來的是一場巨大災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