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董卓之亂後，當時關東兩大聯盟就是冀州袁紹、兗州劉岱、荊州劉表“三國協約”與揚州袁術、幽州公孫瓚、徐州陶謙的“三國同盟”，曹操是袁紹的小弟劉岱轄區的東郡太守，劉備是袁術的小弟公孫瓚的小弟，孫堅則是袁術的“直轄小弟”。誰能想到兩位“帶頭大哥”袁紹、袁術都被幹翻了，他們的小弟甚至“小弟的小弟”開創了“三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從初平二年(191年)被袁紹表爲東郡太守，到初平三年(192年)被濟北相鮑信迎爲兗州牧，再到初平四年(193年)被呂布襲破兗州幾乎投奔袁紹，曹操的發展一直不如袁紹。初平二年(191年)袁紹就是冀州牧，後來更是控制着“河北四州之地”。如果沒有出現“彎道超車”，曹操一直都是袁紹的馬仔。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在荀彧等人的建議下奉迎天子，又在董昭等人的建議下把天子接到荀彧老家的潁川郡許縣，並把許縣改名許都作爲東漢首都。曹操此舉不僅是與荀彧爲首的潁川集團“結盟”，也是與漢獻帝爲首的東漢朝廷“合作”。正是在潁川士族的人脈資源、智力資源支持下，曹操“奉天子以討不臣”纔在四戰之地站穩腳跟，並消滅了呂布、袁術等集團，招降了張繡等勢力，具備與袁紹決戰的實力。
建安五年(200年)初的“衣帶詔事件”宣告漢獻帝與曹司空之間“蜜月期”的終結，但兩人還維持着表面上的“君臣友好”，可憐的國舅董承只好“背鍋”。如果說官渡之戰前曹操必須用漢獻帝的名義安撫後方甚至分化敵人避免四面受敵，那麼官渡之戰後特別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統一河北四州之地後，漢獻帝對曹操逐漸失去了利用價值，反而成爲劉備等人反對曹操的“精神領袖”。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趁着劉表病逝奪取荊州，但隨即在赤壁之戰中被孫權、劉備聯合擊敗。曹操在劉備、孫權等人眼中不再是“漢臣”而是“漢賊”，也就說明漢獻帝對曹操已經是“負資產”。曹操與漢獻帝的矛盾逐漸不可調和，“功高蓋主”意味着曹操要麼對漢獻帝“取而代之”，要麼交出兵權被漢獻帝誅殺，當年的蒙恬、韓信甚至霍光的下場，熟悉歷史的曹操並非不知道。
曹操在赤壁之戰後遲遲不願意稱帝，看起來是愛惜自己的名聲，其實是讓自己處於尷尬中。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奪取鄴城後，離開許都“搬家”去鄴城避開漢獻帝，這已經說明“一山不容二虎”。如果赤壁之戰打贏了，曹操當然可以完成全國統一後再“廢漢自立”。但赤壁之戰既然失敗了，而且“挾天子”已經無法號令劉備、孫權等諸侯，那麼曹操就沒有必要繼續使用漢家旗號。
曹操如果在建安十四年(209年)正式稱帝，改封漢獻帝爲陳留王(漢獻帝稱帝前的爵位)，以曹丕爲太子，建立魏朝，那麼曹操就可以放開手腳征討四方。此前曹操一直要親自指揮軍隊，那是因爲他只是人臣而不是人君，一旦把軍隊交給他人誰能保證不會冒出個“衣帶詔”來廢黜自己?曹操一旦稱帝，就可以光明正大要求大家“站隊”，支持自己的當然被重用，不支持自己的只能被邊緣化甚至清洗。
後來曹操在征討馬超甚至進軍關中途中多次發生後方叛亂，那是因爲曹操“欺君罔上”引起漢臣的不滿。如果曹操堂堂正正稱帝，就可以自己坐鎮後方，派出忠於自己的大將征討四方，或者讓太子曹丕監國自己征討四方，哪裏需要戰場與鄴城之間“往返跑”?
曹操如果在建安十四年稱帝並冊立太子，當時只有曹丕成年，顯然曹丕具有無可爭議的接班人地位，也就無需陷入後來的“世子位之爭”內耗中，以曹操的強勢也無需通過向世家大族妥協來換取他們稱帝。曹操此後可以“一口氣”消滅馬超控制涼州而不是因爲後防不穩匆忙撤軍，也可以“得隴望蜀”奪取東川后乘勝奪取西川，這樣一來“東漢十三州”中孫權、劉備也就只能龜縮在荊州、揚州、交州“三州之地”，如何對抗曹操控制的“十州之地”?
曹操可以順利完成天下一統，開創魏朝基業。曹操完成了後來司馬懿祖孫三代完成的天下一統基業，司馬家族的崛起也就失去了可能性，魏朝就會成爲秦漢以來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可惜曹操不懂得漢獻帝在赤壁之戰前屬於“優良資產”而赤壁之戰後成了“不良資產”，還是習慣於“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焉不知曹操功勞太大做不了“周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