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孫權稱帝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北方的曹不、西南的劉備先後在黃初元年(220)、章武元年(221)稱帝，如何對待兩個政權，孫權面臨兩難處境。
曹魏政權通過儒家讓賢方式，實現漢、魏皇權和平轉移，佔據中原政治地域。蜀漢政權建立者劉備則擁有皇室血統，以漢朝繼承者自居。一個代漢、一個繼漢，兩政權似都有其毋庸置疑的正統性。孫權歸順魏或蜀，還是自立稱帝?
孫權所做的選擇是暫緩稱帝，向魏稱藩，這一考慮基於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一一內部環境、外部形勢以及曹、孫的歷史淵源。
首先，從內部環境和外部形勢來看，孫權領導下的江東割據政權還未獲得江東本土士族的傾力支持。再上強敵窺測的外部環境，使得孫權必須將穩固權力作爲第一要務，規避自立稱帝建立全新政權背後所潛藏的巨大政治風險。
其次，孫權甘心爲魏屬吳王，而非蜀屬吳王，正在於漢魏禪代在法理上的合法性，再加上孫氏家族與曹魏政權在建安年間陸續結成婚宦關係，促使他棄蜀向魏。
建安年間，曹操對孫策、孫權有提攜之恩，並通過婚姻關係，鞏固了曹氏與孫氏的合作。正是歷史時期形成的這種婚宦關係，成爲孫權破解歷史難題的關鍵，讓孫權選擇了歸順魏，而非蜀;對魏來說，赤壁軍事失利後，曹操己經轉向戰略防禦，放棄統一，此時不廢一兵一卒，而得孫權領導下的江東割據政權的歸順，對曹氏政權來說亦是不錯的選擇。
孫權顧全大局，洞曉時局，主動暫緩稱帝，可謂明智之舉。
黃初二年(221)十一月，魏文帝賜孫權九錫之禮，總敘孫權之功，進爵封國。吳成爲魏封國，屬魏政權一部分，魏與吳形成政制層面上中央領導地方、宗主國領導藩國的君臣主從關係。天下形成了魏、蜀並立的兩個獨立皇權。
不過，孫權真的甘心做一個魏國藩王嗎?
《三國志·吳主傳》注引《江表傳》載:“權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權以劉邦自況，以項羽喻魏，隱隱暗示：受封僅是權宜之計，是他實現終極政治構想的一個跳板。
關於孫權向魏稱藩，《魏略》所載“欲先卑而後踞之”與《江表傳》所載“此蓋時宜耳”，二者所表達的意思是一致的，即稱藩只是緩兵之計。孫權以漢朝的建立者劉邦向項羽稱藩自喻，不僅是在法統上爲自己爭取輿論支持，更是在暗示自己所走的正是當年漢高祖所走的建國道路一一從藩王到皇帝。
通過分析孫權對當時外部政治形勢不利於己，以及自身稱帝條件不成熟有明確的認知。“
其實，早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孫權就曾稱說天命去漢，向魏稱臣，說明向魏稱藩戰略，醞釀於曹不稱帝前。這足以說明孫權對曹氏建立帝業有確定的政治預見，故鼓動魏建國;也說明孫權對三國實力高下有肯定的政治判斷，故選擇歸魏而非蜀。不過這一戰略，直到曹不稱帝后第二年才得以實現，醞釀三年之久，可見政治推進之不易。建立帝業不是朝夕間可以實現的，它需要政治智慧、政治能力和對時機的準確把握，而最後一點正是戰略決策的基本前提。
漢朝有二十等爵制，當時曹操最多隻能封縣侯，不能封王。曹操改成五等爵制後，破壞了漢“非劉氏不王”的原則，天子屬五等以內，曹操封王后，與天子同爲君主，差別不過一階之間，比較容易替換。而孫權作爲異姓，卻可以成爲曹魏政權下的一個藩王，創造了體制上的可能。五等爵制下，孫權封王后，與魏天子同爲君主，差別不過一階，比較容易超越，成爲孫權建國道路方案一一從藩王到皇帝的現實基礎。
孫權向魏稱藩，表面上是臣服於魏，其實在漢魏禪代業己實現的基礎上，一方面借王國制度，完成由漢末江東割據政權向魏屬王國政權之轉化，使政權存在合法化。另一方面承東漢末年郡國本位化趨勢所促成的江東地方割據，以王國形式，原封不動的進入魏，表面上造成由魏蜀吳三方走向魏蜀兩個皇權，似有統一趨勢，實則是繼續走向分裂。
以孫權封王爲界線，此前，他與部屬關係以“任俠”“師友”“賓主”爲主，此後，是封國內的君臣關係。魏臣劉譁就曾上諫魏文帝，反對孫權封王，其理由有二:“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此其一。“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此其二。以上兩點，恰恰從側面爲我們揭示了孫權稱藩的戰略考慮。
曹魏也分封曹姓宗室爲王，但對他們的權力限制十分嚴格。孫吳與曹氏宗室王國在體制上都屬於魏中央領導下的地方勢力，但二者的自治權卻有天壤之別。魏文帝封孫權吳王，並加九錫，九錫是中國古代皇帝賜給諸侯有殊勳者的九種禮器，是最高禮遇的表示。孫吳不延用魏的黃初年號，而是另立黃武年號，公然拒絕魏文帝封孫登的賞賜，自立孫登爲王太子。同爲分封國，吳國的地位遠高於曹氏宗室王國。魏與吳的實際關係，己經遠遠超越了嚴格意義上宗主國與封國的政治關係。
孫權對中央“誠心不款”，這一點魏羣臣己有所察覺。魏使者刑貞曾斷定:“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孫權雖稱藩，尚益修攻伐之備”。魏主動出擊，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前往吳國刺探虛實，並微任子，孫權“辭讓不受”的態度印證了中央的懷疑。魏派軍伐吳，此時吳國內揚、越蠻夷多未平定，阻擾了孫權的對外用兵，孫權只好卑辭上書，求自改勵，以再次獲取中央的信任。魏三公上書陳孫權十五條罪狀，指責孫權“終非不侵不叛之臣”，請求“免權官，鴻護削爵土，捕治罪”。魏文帝下令:“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此後孫權還是拒絕絕遣送任子，其反叛之心，顯露無疑。
孫權向魏稱藩，藉助魏爭取政治名號，取悅於魏，但同時又要避免受制於魏，這就註定了他的政治選擇會釋放出彼此矛盾、方向混亂的信號。他向魏臣服，又拒絕聽命於魏;他爲魏藩王，又在黃武三年(224)與魏斷交。與魏斷絕藩屬關係後，孫權距離稱帝的終極目標更進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