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古希臘城邦之一，以其嚴酷紀律、貴族統治和軍國主義聞名。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如果將斯巴達崛起的歷史放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城邦整體發展的背景下，公元前750年其直接或間接的對外聯繫的急劇增加無疑反映了斯巴達事實上已經成爲具備地區影響力的重要城邦。這一發展過程經歷了複雜變化，斯巴達對外擴張的動力是什麼?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因何而起?斯巴達藝術與貿易的“黃金時代”轉瞬即逝反映了其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何種變革?變革又是如何服務於斯巴達城邦的戰略目標的?
一、美塞尼亞戰爭與希洛人的產生
“在希臘世界，罕有城市的領土不接觸大海，陸上交通的困難以及海洋分割下島嶼、地峽、港灣間形成的優良海上通道促進了殖民和商業的發展。”但斯巴達顯然是個特例，其起源於伯羅奔尼撒南部歐羅達河河岸邊的幾個村莊的集合體，祖先是從北方到來的多利安人。公元前八世紀中葉，斯巴達人在原先四個村莊的基礎上，向拉科尼亞平原南部擴張，兼併了阿密克利和帖拉普涅。
到公元前八世紀後期，大約公元前735年，熱衷於領土擴張的斯巴達人發現，無論是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考慮，歐羅達河沿岸的土地已經不能滿足城邦發展的需求，於是他們把目光投向了西部的美塞尼亞地區。
伯羅奔尼撒半島被塔格圖斯山分爲兩部分，東部又被帕爾農山脈分成東部海岸地區和歐羅達河河谷地區，河谷地區就是斯巴達人最初的領土。西部地區地形較爲平區，西北部是依託邁山，這片土地就是美塞尼亞地區。
美塞尼亞地區面積與拉科尼亞相當，但後者多山，前者的可耕種面積要更爲廣闊。傳統意義上，這場對美塞尼亞地區的征服持續了有一百年之久，包括了兩次主要的戰爭，第一次是斯巴達征服該地區，第二次則是美塞尼亞人起義反抗失敗的過程，在這兩次戰爭之餘，地區間衝突沒有間斷。
征服美塞尼亞是斯巴達對外擴張和爭霸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性一步。據記載，第一次美塞尼亞戰爭是斯巴達人藉口國王特勒克勒斯被殺，發起大規模侵略的。但可能在這之前，斯巴達人已經和美塞尼亞人有過多次邊境衝突。
卡特利奇論證了人口增長是否是斯巴達人擴張的唯一因素，通過對比斯巴達和雅典等殖民城邦，他認爲拉科尼亞地區人口過剩是相對的，斯巴達不能像阿提卡、彼奧提亞或是阿爾戈斯地區一樣通過內部殖民擴張完成政治整合、通過土地墾殖換取公民權的原因有二。
一是拉科尼亞地區的土地開發潛力有限，二是斯巴達人和邊民在政治地位上有鴻溝，不可能通過這種方法改變公民結構。此外殖民和海外拓殖並不是斯巴達地理條件下的首選，在公元前八世紀用糧食進口來抵制國內產出短缺也不現實。
這場戰爭從南部的馬卡利亞平原開始，一步步向北推進。戰爭發生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傑弗裏認爲是公元前735年，哈蒙德則認爲是在公元前740年-前720年之間。戰爭十分慘烈，斯巴達人和美塞尼亞人一開始互有勝負，在戰爭的第四年，斯巴達人在國王的帶領下取得勝利，美塞尼亞人後撤到依託邁山進行抵抗。
斯巴達的擴張行爲引發了周遭其他城邦的警惕，戰爭進行到第十五年的時候，克里特撤回了對斯巴達的援軍，阿卡迪亞人公開支持美塞尼亞，阿爾戈斯暗中支持美塞尼亞。
儘管斯巴達人仍在不斷取勝，但國際形勢已經大大惡化了，不過隨後斯巴達人獲得了科林斯的支持，最終佔領依託邁山，驅逐了美塞尼亞人的軍隊，並把原先的居民變爲了國有奴隸，也就是希洛人。希洛人作爲國有奴隸，其人身權直屬斯巴達城邦，管理上則由斯巴達公民個人負責，同時還有一種庫普提亞制度對其施加嚴酷的管理。
斯巴達人通過份地的形式將每個希洛人家庭固化在土地上，每一塊份地對應一個斯巴達家庭，希洛人需向土地的主人繳納土地出產的一半作爲稅額，每個斯巴達家庭再將自己的份地準，一旦無法繳納，公民將失去公民權。於是通過環環相扣的制度，斯巴達實現了對自身公民和希洛人的嚴密管控。
除了家庭制管理外，庫普提亞制度是一種較爲殘忍和暴力的管理制度。普魯塔克記載，行政長官會派遣青年戰士帶着武器到鄉間去，殺死抓住的每一個希洛人。甚至在勞作的田野間，集體屠殺最結實有力的希洛人。修昔底德也記載了斯巴達曾祕密處死2000名精心挑選的希洛人，以反映斯巴達寡頭統治的殘暴。
真實的庫普提亞制度可能沒有這樣誇張，但帶有暴力色彩，對希洛人可能的懲罰甚至殺戮是存在的。希洛人和斯巴達人的緊張關係基於以下三個原因。
一是階級剝削的沉重壓迫。斯巴達發展的一切物質基礎都是來源於對希洛人的經濟剝削，這種奴隸主和奴隸階級之間的矛盾是驅動二者緊張關係的最根本原因。
二是民族征服的歷史矛盾。美塞尼亞人、拉科尼亞人和斯巴達人都屬於多利安民族，使用同樣的語言，但因爲征服而成爲奴隸，這種深刻的民族仇恨很難通過時間消弭。從公元前464年後的希洛人大起義來看，這種尖銳矛盾持續存在，並有深化的可能。而且斯巴達人的神經也異常敏感，以軍隊人力資源爲例，古典時期中後期斯巴達公民在戰爭中傷亡較多，軍事將領都做了將希洛人或是庇裏阿西人(邊民)徵召入伍的嘗試，但都在政治上受到了極大阻力。希波戰爭中著名的攝政王波桑尼阿斯最後被指控，也是以煽動希洛人的名義定罪，可見對希洛人的政策基本是斯巴達政治的禁區。
三是管理體制的實際衝突。上述提及的家庭管理體制還是較爲溫和的，但庫普提亞制度和史料中提及的對希洛人的屠殺無疑反映了管理中存在的暴力因素，這種高壓管理只會積蓄仇恨，引發更深層次的矛盾。羅馬作家波桑尼阿斯記述了第一次美塞尼亞戰爭後該地區居民的處境的惡劣，把第二次美塞尼亞戰爭定義爲反剝削的起義戰爭。
二、斯巴達崛起及其成因
公元前580年前後，斯巴達創造了一種有藝術品位的陶器，在遙遠的庫列姆和塔蘭圖姆都有它的仿製品，斯巴達同埃及和呂底亞都進行着貿易，大量手工製品和諸如黃金、象牙飾物都表明和在早期和中期斯巴達的清教徒式精神相反，此時是“斯巴達藝術的黃金時代”。
是什麼因素導致斯巴達壓制了自身的藝術文化發展，將一切可能的資源都只用于軍事必需?斯巴達人在戰後短暫的繁榮的結束是和另一場改革同步進行的，正是大瑞特拉記載的這次萊庫古改革制定了接下來180餘年斯巴達的發展路線，爲斯巴達爭奪霸奠定了物質和制度基礎。
斯巴達崛起的有利因素主要是三方面：斯巴達公民和特有的軍事體制、斯巴達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以希洛人和邊民制度爲核心的經濟制度。斯巴達公民和軍事體制的優勢具體是指在人口和全民軍事化上斯巴達所做的努力。人口優勢並不僅指自然增長優勢，數量增長在希臘城邦特定歷史的語境下增長到4500，在普魯塔克的文獻中萊庫古分配份地時，已經達到9000份之多。
另外則是斯巴達公民不事生產，希洛人制度的存在使得其能夠“將生命奉獻給一個沒有社會恥辱感的職業，即戰爭的手藝。”斯巴達人的軍事能力是其爭霸的最重要優勢資源，職業軍人的形成不僅是脫產的原因，也和嚴酷的軍事教育體制有關，軍事教育體制的發展與城邦需求息息相關，帶有軍事化、國家化、長期穩定特徵的“阿高蓋制度”強化了斯巴達人的軍事理論、技能、紀律性。伊索克拉底稱斯巴達的城邦制度像一座軍營，公民心甘情願服從。
另外斯巴達的軍隊中希洛人和邊民充任的後勤保障和輔助工作，極大增強了其軍事實力，一個斯巴達公民往往要配備多名奴隸，比例甚至達到一比七。第二個重要的因素是斯巴達分權制衡的政治制度。作爲希臘城邦政體中帶有濃重氏族社會殘留的代表，斯巴達早期的政制並未達到均衡狀態，修昔底德認爲斯巴達的政治制度是高度穩定的制度，歷經400年未曾改變，但其實所謂由國王、元老院、公民大會和監察官四部分構成的中央權力機構的形成有一個變化過程。
斯巴達在這一時期成功的政治改革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在社會激烈變革的背景下，找到一種代替僭主制的政治解決方案;二是使得國內政治鬥爭趨於平緩，斯巴達得以在對內對外事務上施加強有力控制。
“長期穩定，較少變革”是斯巴達政治發展史的重要特徵，這一制度提供的內在動力使得斯巴達保持了古典時代的強盛，但也存在長期固化導致的僵化問題。
第三個因素是以希洛人和邊民爲核心的經濟體制。斯巴達人的希洛人制度就是在階級剝削和軍事鎮壓之間尋找平衡，以達到城邦的最大利益，邊民要比希洛人出現更早，作爲居住在斯巴達邊界上的族羣，他們之間有緊密聯繫，邊民有人身自由但沒有政治權利，主要負責手工業。
結語
斯巴達人的經濟體制是畸形的，通過較徹底的平均主義來移除資本和商品要素對社會的影響，謀求一種在斯巴達公民內部純粹的樸素生活，但同時將生產必需通過階級剝削轉嫁給希洛人，是一種獨特的制度設計，優勢和缺陷都很明顯。
斯巴達人通過稅收、軍事鎮壓的方式束縛希洛人的同時自身要受到強大的政策壓力，一旦軍事優勢難以維繫，體量龐大的希洛人的反撲將摧毀斯巴達，但若是小心控制，則能成爲斯巴達霸權統治的重要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