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高啓，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自古文人多悲劇，位遇顯達，百不二三，而懷才不遇，命途坎坷者，不在少數。
不管是“入門聞號啕，幼子飢已卒”，極其悲切，觀民間疾苦，吟苦痛之詞的杜甫;還是“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引吭高歌，悲而不傷，作高亢之語的劉禹錫;亦或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外職避世，獨善其身，行自娛之事的白居易。
還有六歲能文，一篇《滕王閣序》文驚天下，卻在青春年少，命途夭折死於非命的王勃。
還有“骸骨半死，血氣中絕，四支萎墮，五官欹缺”，重病纏身抱殘歸隱，難堪病痛投水自盡的盧照鄰。
數不勝數，不一枚舉，這些詩人雖命途悲慘，但詩文成就卻爲世人所知，所謂苦難成就詩人，此言非虛。
而在衆多屈才夭折的文人中 , 有一位卻異常令人惋惜，仕途坎坷不斷，詩名未曾顯達，生命也止於盛年，觀其命運，極盡悲慘，惹人慼慼。
此人便是高啓，又稱季迪，著名詩人，生在元末明初，能詩善文，又以律詩見長，元明之際詩壇頹靡，高啓獨扛詩壇大旗，與劉伯溫、宋濂並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楊基、張羽、徐賁被譽爲“吳中四傑”。後人尊他爲“明初詩人之冠”，清人趙翼在《甌北詩話》中推崇他爲“(明代)開國詩人第一”;詩人毛潤之稱高啓爲“明朝最偉大的詩人”。
有人稱高啓爲悲劇詩人，而他最大的悲劇 , 並不在於他的朋友張羽 《悼高青丘季迪 》詩中說的 : “生平意氣竟何爲 ? 無祿無田最可悲 ” , 而是他正值壯年，卻遭受牽連死於腰斬的結局。
縱觀其一生，高啓的悲劇 , 不徒在結局，一生短短37載卻命途多舛：
出生優渥，少有文才，卻父母雙亡，家道中落;童年便遭不幸，獨面生活萬千艱辛，這是童年之悲。
一身抱負，才名聞世，又遭逢亂世，仕途不順;入仕又遇坎坷，政治熱情很快冰涼，這是仕途之悲。
詩作頻出，詩名初盛，卻兼師衆長，未成一家;對詩亦有追求，無奈未達更高境界，這是詩家之悲。
孤高耿介，仕無顯爲，又遭受牽連，腰斬而亡;生命還未絢爛，頃刻之間行至末路，這是生命之悲。
但試想，倘若高啓能活到暮年，結局可能大不一樣，當然性格所致，仕途或許依然無甚作爲，可以高啓之才能，在詩壇多添建樹，其詩文境界更上一層，卻是極有可能。
不管怎樣，中年橫死酷刑的結局正是他一生悲劇的落幕，行世太早 , 殞折太速 ，高啓一生短暫，都帶有濃厚的悲劇色彩和悲劇意味。
出身富家，少年文俊
元朝末年，世道激烈動盪。
1336年，高啓生在一個逐漸沒落的貴族家庭，家世遠遠可追溯至北齊開國皇帝高歡，先人隨宋室南遷 , 家臨安。元末浙中戰亂 , 避地吳中，世居北郭。父祖豐於財而弗耀 , 而高啓出生時，家道已經中落。
雖然如此，但高啓依然家境殷實，幼年時期，也算衣食無憂。
高啓很小時，便以自己的家世爲豪， “我祖昔都鄴 , 神亂爲世雄” 、 “我家本出渤海王 ” , 作爲北齊開國皇帝的後裔。這樣的家世使他熱血沸騰 , 豪氣滿懷。
因此，在高啓少年時，頗有任俠情懷，追慕吳中先輩及古俠義之士 ，那時的高啓，怎知“悲”爲何物：
少時志氣壯 , 不識愁氣悲。呼儔射鳴雁 , 深騖東山坡。——《秋懷十首 》其一
放縱任俠 , 不喜讀書 “喜過毛公舍 , 懶下 董子帷 ”, 一心只想 “偶從岸頭侯 , 跨鞍赴邊陲 ”, 以至爲鄉黨不容 : “少年貧無行 , 鄉里不相推”。
此般無憂無慮，小小年紀的高啓，便有了倚馬跨劍、報效家國的鴻願。
還未等到高啓成年，命運的捉弄便搶了先。
父母接踵而亡，門庭渙散，從此無依無靠，獨面生活。
十五六歲, 高啓俠氣漸斂 , 棄武學文，改而折節讀書。“嗟餘少本好劍舞 , 學書晚方從父兄” 、 “不習弓刀誦墳典 ” , 尤好詩歌 , 終日苦吟。
而高啓，不僅勤苦用功，也表現出極高的詩歌天賦，呂勉在《槎軒集 》中有記載：
踰弱冠 , 日課詩五首 , 久而恐不 精 , 日二首 , 後一首 , 皆工緻沉着 , 不經人道 語 , 然有以當乎人心 , 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
當時，高啓與王行、徐賁、張羽、楊基、餘堯臣等人相交，唱和很多，號稱 “北郭十友 ”, 聲氣相應 , 名動一時。
由俠而儒 , 豪氣雖斂不盡 ,而政治熱情也漸漸高漲，自以爲功名可立致：
我少喜功名 , 輕事勇且狂。到影每自奇 , 磊落七尺長。餘將二三策 , 爲君致時康。......公卿可俯拾 , 豈數尚書郎。——《贈薛相士 》
在那個年代，中國文壇之中小說戲曲流行甚廣，詩歌已非主流，而高啓自小學詩，在當世小有成就，詩壇有了發展的希望，同時，一心寫詩的高啓，也極容易受到當時讀書人的推崇，高啓很快憑着寫詩，成了遠近聞名的大才子。
正值亂世，小有名氣的高啓很容易成爲各地諸侯的座上客，很快，便迎來了第一次政治生命。
元末入仕，初探官場
元朝末年，天下大亂，張士誠據吳稱王，駐守吳中的饒介，素聞高啓才名，多次派人邀請，延爲上賓，招爲幕僚，高啓好友如楊基、 徐賁皆被招募成爲僚屬。
熱衷功名，又有人賞識，高啓自然欣然入帳。
而短短几年後，高啓因厭惡官場，藉故離開，挈家離郡城 , 避居青丘，此後張士誠再三招攬，高啓拒而不往。
此舉很讓人意外，當時張士誠勢力並未衰弱，滿懷政治熱情的高啓，不被張士誠所用，其後原因，倒值得深究。
後世學者汪端謂稱，季迪策其必敗 , 堅不往，這似乎指出了高啓拒聘的直接原因，因爲高啓預感張士誠必定會敗，所以堅持不往，可實際上，張士誠不論成敗，對高啓施展抱負的影響並不大，筆者認爲，這其後，仍有其他複雜的原因。
其一，是高啓對張士誠的不屑。
最初，張士誠入據平江，高啓對其並無好感，反而在不少詩句中，都聲色俱厲的稱其爲“盜賊”，並嚴厲的譴責張士誠入城後的殺戮：
千村殺戮雞犬無 , 骨肉誰家保相共 ?
而高啓，作爲一個讀書人，骨子裏仍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約，羣雄割據，戰火不斷，百姓流離失所，此種局面使他反感，內心的天平不自然的偏向朝廷，而張士誠在高啓心中不過是草寇，從一開始，就沒得到高啓的認可。
其二，高啓有大志，恥爲文學侍從之臣。
高啓拒聘還有一個原因，自小恃才，自尊人格尤爲強烈，而作爲一個書生，高啓也只能做一個文學侍從，大都是寫寫檄文、安撫軍心的工作，這顯然與從小深埋任俠心的高啓心底所願相悖，“喜從兔園遊 , 慚受狗監薦 ”，若做個侍從，實在不屑。
其三，交遊吳越，看清局勢，張士誠無力平天下。
高啓最後未爲張氏所用 , 跟他的吳越之遊亦有密切的關係。
兵荒馬亂的時期，高啓交遊吳越一年有餘，似乎在另尋明主，又似乎效仿古人觀世間疾苦，作苦吟之句，總之，在這樣的局勢下，選擇出遊，總不會是爲了遊山玩水，觀覽美景。
“昔年偶失路 , 羈役戎馬間”，吳越之遊 , 高啓漸漸看清了羣雄割據的局勢 ,也慢慢知道張士誠並非有遠圖的豪傑 , 既無大志 , 又不能愛惜起用人才。遠遊中所作的《築城詞 》, 已然直接挑明對張士誠的不看好：
去年築城卒 , 霜壓城下骨。今年築城人 , 汗灑城下塵。......
可以說 , 吳越之遊是詩人熱衷用世到蟄伏待時的一大轉折 , 這一轉折決定了詩人不能爲張士誠所用。
果如高啓所言，不久，朱元璋兵圍平江 , 張士誠城破兵敗爲朱元璋所俘，張士誠勢力全面覆亡 ，好在高啓趁早退隱，才避開牽連，免受其禍。
舊主崩潰而敗，高啓似乎並沒有多少悲痛，當年元夕仍應朋友之約 , 會飲城南 , 作詩云 : 明年此夕會升平 , 把酒相邀更相賀。
江山易主，再入仕途
朱明王朝的建立，給了高啓第二次入仕的機會。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詔修 《元史 》, “尤粹羣史 ”的高啓經人推薦徵爲纂修，應召入朝。
受到新朝禮聘，高啓自然高興，也對新朝滿懷希望，他爲四海一統的局面欣然，同時，也爲自己能大展拳腳而興奮不已，他在《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中坦言：
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 , 禍亂初平事休息 , 從今四海永爲家 , 不用長江限南北。
一個孺子天下太平的根本心願和入世用世的抱負得以重合，對高啓來說，已是如他所願的盛世。
初涉官場 , 詩人還有許多不習慣 , 對家鄉親人的思念 , 編史以後前途的忐忑 , 他內心還不踏實。在《元史 》編成後, 次年授翰林編修、覆命教授諸王后 , 朱元璋對其尤爲看重，高啓的仕途看起來也順風順水，從此也就一心一意留在京師做官。
何當乞還棄手版 , 重理吳榜尋漁磯 ，他內心更多的是對朱元璋的感恩 ,：
餘方 謬通籍 , 講帷近清殿。故園豈不懷 , 君恩正深戀。——《送顧式歸吳 》
至此，高啓的政治生涯，似乎並沒有什麼風波，而讓人難料的是，高啓再一次選擇退隱，而這一次，似乎也暗示着接下來的悲劇。
懇辭致政，急流勇退
新朝剛立，朱元璋對舊朝遺臣迫害殆盡，重要官位有了空餘，高啓被擢戶部侍郎，突然連升幾級，高啓誠惶誠恐，本是好事一件，而高企卻無限隱憂，當即懇辭致政，朱元璋也不強留，賜白金放還，高啓得返青丘，在張適 《哀辭 》中有記載:
未逾年 , 特授戶部侍郎。自以不能理天下財賦 , 力辭忤旨。仍賜白金一鎰 , 以酬訓誨之功。
盛世求退，引人費解，皇恩浩蕩，卻不惜忤逆，此種做法實在輕率，細究之後，有兩層原因或爲主導：
一是對朱明王朝甚至是對朱元璋的恐懼感。
朱元璋攻破平江 , 對蘇杭百姓經濟上橫徵暴斂 , 爲防止蘇杭百姓的反抗 , 多次強迫士民遷徙，尤其城破之日第一次大遷徙 , 朱元璋對張士誠降將的殘酷迫害 , 無不刺激詩人的心靈 , 留下濃重的陰影。
朱元璋殘酷的報復 , 使江南士大夫 , 即是身在朝廷也心懷恐懼 , 感受到朱元璋的疑嫉 , 而如臨深淵 , 如履薄冰 , 所以江南士大夫辭官幾乎成爲一 種風氣，高啓亦是受此影響。
二是高啓固有的憂患意識 。
他內心一直怕得罪獲遣 , “名宦誠足貴 , 猥承懼愆尤 ”，另外他也有自知之明 , “書生只解弄口頰 , 無力可報朝廷恩 ”, 他雖爲儒生 , 亦有老莊的 “知足故不辱 ”、“無爲避禍”的思想。
所以故而一旦超擢不次 , 反使他陷入茫然，手足無措。
遠禍自保，仍遭橫禍
需要注意的是，高啓這次退隱 , 與之前蟄居青丘拒聘張士誠 , 有質的區別。
前次是亂世之中韜光養晦 , 隱是爲了更好的出 , 欲有所爲 , 充滿從政的熱情與理想 , 所以談兵說劍 , 豪氣猶在 : 憫然以天下無人 , 一時武勇多下之。
而此次是盛世求退 , 急流勇退 , 遠禍自保 , 詩人的政治熱情已經衰退 , 再沒有昔日的豪氣與壯懷，所以再升官遷官之時，內心的不安慢慢侵蝕殘餘的熱情，可以說 , 高啓即便仍居官從政 , 也不會大有作爲 , 可高啓直接忤逆皇恩，確實不高明，此舉讓朱元璋心裏，有了猜疑和芥蒂。
而朱元璋，是個睚眥必報的人，高啓力辭忤旨，不僅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成爲自己悲慘結局的序章。
後來，蘇州知府魏觀修復府治舊基，高啓爲此撰寫了《上梁文》，因府治舊基原爲張士誠宮址，有人誣告魏觀有反心，魏被誅;
還不算完，朱元璋在魏觀案中意外發現了高啓的影子，讓高啓走上刑臺的，是一篇名爲《郡治上梁文》的應世文，其中有“龍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朱元璋的邏輯，“龍蟠虎踞”之地當爲帝王所居，你高啓把張士誠住過的地方也稱“龍蟠虎踞”，是何居心?這種大逆不道之徒，當誅!
時年39歲的高啓被執送南京時，在途中仍吟誦不絕。有“楓橋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還”、“自知清徹原無愧，盍請長江鑑此心”之句表白心跡。
高啓被腰斬時，是朱元璋親自監斬，這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可見朱元璋對其芥蒂頗深。
這個罪名 ，時人諱莫如深，所作志傳哀辭 , 都模糊其辭 。《高啓傳 》只說其爲魏觀所累 “連蹇以死 ”。張適所著的《哀辭 》亦說 : 緣事連坐以歿 , 士大夫糜不爲之痛惜。
後來，魏觀得到平反昭雪 , 高啓的死非其罪 , 被證明是無辜和冤枉的。
高啓正值盛年，卻得此下場，實在悽慘。
有人將高啓之死，歸於文字禍;
蔣一夔 《堯山堂外紀 》中說高啓有《題宮女圖 》詩云 :
女奴扶醉踏蒼苔 , 明月西園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 , 夜深宮禁有誰來?明祖聞而銜之 , 故及於禍。《吳中野史 》中說“因詩觸怒 , 假手魏守之獄。
此種說法顯然有失妥當，如前文所說，高啓爲官之時，無不感念皇恩，時時歌頌明志，而力辭忤旨 , 也是膽戰心驚，“式省愆兮兢惕 , 恐駕禍兮逮躬”，又怎會以詩譏刺掖庭 , 自招禍端，作詩招禍說 ,實屬無稽之談。
筆者認爲，高啓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須付出的代價，絕不只是一個一般意義的刑事案件，更是一個政治事件，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願順從的士人發出的明確、冰冷的高壓警告，可以說是朱明政權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不只是高啓，與高啓齊名的“明初四傑”都無一倖免。楊基被罰作苦工，勞役一生死在工所;張羽沉屍河底屍骨無存;徐賁鋃鐺入獄，遭人迫害致死。
28年後，朱棣誅了方孝儒十族，若宋朝是古代文人的天堂，那明代則是文人的噩夢，文人骨子裏的傲氣被朱元璋父子砍沒了。
而高啓，是一個開端，也是那個時代無數文人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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