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國歷史上的朝代，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下面就一起來看看本站小編帶來的文章
明朝和宋朝一樣，都是重文輕武的王朝，然後以文馭武。
但兩朝重文輕武的過程有很大的不同。
宋朝是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得位不正，以武將身份反噬舊主稱帝，又擔心五代軍閥禍亂的事蹟不斷重演。
故宋朝從開國之初就定下了遏制武將的國策，以“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而明朝開國之初並沒有這麼幹，是文、武並重，明太祖朱元璋可沒那麼傻，讓文官一家獨大?他連封藩都能搞出來，哪會搞什麼“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明朝後來的重文輕武是文官集團經過近百年的努力，逐漸促成的從上到下的共識。
其中主要有兩個節點，第一是明仁宗朱高熾上臺後，爲了報答文官集團對他的力挺，大力提高文臣的地位，予以籌功。
第二是“土木堡之變”後，武勳集團被打殘，是一個文官(于謙)帶着京城軍民打贏了明朝保衛戰，並對軍隊進行了有利於文官集團掌控的改組。
另外，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曾指定了多個“不徵之國”，遍佈明朝周邊地區，這種放棄擴張，內斂型的國策，也會讓軍隊及武勳集團的作用變得越來越小。
如此，從“土木堡之變”後，再到晚明時期，文官集團拿到掌控軍隊的權力後(從後勤到糧餉等各方面)，一步步收緊枷鎖，導致明朝武將和文官的地位對比，也基本和宋朝差不多了。
至明末，連老百姓都知道，家中子弟如有出息，還是當文官老爺更好。
比如，海盜出身的武將鄭芝龍，就把自己的繼承人鄭成功塞到東林黨大佬錢謙益身邊當弟子，試圖讓鄭成功走文官路線進官場。
鄭成功還在崇禎十一年時考中秀才，這時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武將在慢慢做大，可鄭芝龍還是堅定不移地想讓兒子往文官集團中混。
由此可知，晚明時，文官的地位和被追捧根本就不是武將所能比，能當文官的話，傻子纔會去做武夫。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崇禎朝出了一個進士出身，當了十多年文官後，卻上書朝廷，堅決要求把自己從文官轉成武將的名人。
這位官員叫張任學，根據史書記載，他是天啓五年時的進士，進入官場後，先爲縣令，然後入朝爲御史，再出外爲巡按，並受命在河南“監軍討賊”。
以這樣的官場路線發展下去，只要稍微幹出點成績，將來就是升任總督，再入朝爲六部尚書，有機會進內閣，執掌朝政，走上人生巔峯。
可他在崇禎十一年時，給崇禎皇帝上了奏摺，要求“請易武階，親執干戈，爲國平賊。”
他這麼做的原因是，他讓受自己轄制的軍隊主動出戰，可將領們卻不聽指揮，“時羣盜縱橫，而諸將縮朒不敢擊。”
這種情況在明末時很常見，像孫傳庭、洪承疇那樣憑藉個人能力和手段讓軍隊聽話，或者像盧象升一樣，拿起刀能親自上戰場，以此鼓勵軍隊作戰的文官畢竟是少數。
大多數文官們，到崇禎朝後期，已經指揮不動武將們了。
張任學又無法繞過武將們，直接指揮部隊，於是，他想幹脆把自己變成武將，親臨一線指揮軍隊作戰。
這事在當時還鬧出了一場風波，因爲這種事很罕見，進士出身且大有前途的文官想把自己變成武夫，文官集團肯定不樂意。
因此，文官集團的意見是，不同意以文改武，但可以多下放些指揮一線作戰的權力給他，“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者，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
不過，崇禎皇帝挺高興，他覺得這事值得鼓勵，支持了張任學的想法，“命授署都督僉事，爲河南總兵官”，“河南舊無總兵”，張任學是首任。
於是，文官張任學搖身一變，改換成了武將，還起步就是總兵。
在《明史·張任學傳》中，記載了不少張任學改武將後的戰事，他率部跟左良玉聯手，擊敗過羅汝才，逼降過李萬慶等巨宼，算是戰功赫赫。
可他到底是文官出身，還是不能身先士卒，他打的勝仗基本上是兵部專門劃歸給他指揮的參將羅岱的功勞。
也就是羅岱在前衝鋒陷陣，張任學在後面運籌帷幄，形式跟此前當文官時的以文馭武差不多，張任學畢竟不是盧象升。
這期間，川貴總督李若星曾希望讓張任學恢復文官身份，然後繼續以文官身份“攝行大將，督察軍事”，崇禎沒同意。
等到羅岱戰死後(被張獻忠部幹掉)，張任學就因兵敗被撤職，他的武將生涯總共也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不到。
張任學任職總兵時，曾給主張招撫農民起義軍的熊文燦提出過一個擒拿張獻忠的建議。
當時，張獻忠被熊文燦招撫成功，但張任學認爲張獻忠必然再次反叛，“獻忠狼子野心，終爲國患。”
所以，張任學提出，讓自己以勤王爲由(清軍入寇，張任學部受命北上入衛)，在行進至張獻忠部駐地時，出其不意地攻打張獻忠，“可立縛也”。
但熊文燦拒絕了這個建議，讓張任學失去了一次以武將身份改寫歷史，揚名天下的機會。
張任學被撤職後，回家閒居了三年。
他本是文官出身，不愁沒有同僚爲他說話，崇禎十五年，有官員建議起復張任學。
但天不假年，張任學卻於當年因病去世，沒能再次出山爲大明朝鞠躬盡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