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同爲魏晉文學中的代表作家, 但由於所處的具體政治背景、 作家個人價值取向等等多方面的原因 , 使他們的文學作品在目的性上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羣體區別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是魏晉南北朝時的兩個著名的文人羣體。
“建安七子” 指漢魏之際建安年間的七位名士：孔融、阮瑀、陳琳、王粲、徐幹、應瑒、劉楨。因這“七子”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交往較多，並創作大量有質量的文學作品，後人稱他們爲“鄴下文人”。又因其作品大都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獨特風格，後人稱其作品是“建安風骨”。
“竹林七賢”繼“建安七子”之後，指西晉時期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其中的阮籍爲阮瑀之子。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崇尚玄學，主張老莊的順其自然、無爲而治，常聚衆在竹林喝酒縱歌、寫詩作賦，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僞，被後人稱爲“竹林七賢”。
“建安七子”與“竹林七賢”這兩個羣體的形成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其共同之處爲：一是他們有着愛好文學的共同興趣，且在文學創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詣;二是他們都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產物，而相“聚”的形式也大相徑庭，都採取以文會友的形式。
其不同之處爲：“建安七子”是爲了共同的政治目標而聚到一起的，七子中除了孔融與曹操政見不合外，其餘六人雖然各自經歷不同，但都親身受過漢末離亂之苦，後來投奔曹操，地位發生了變化，纔有了安定、富貴的生活。他們多視曹操爲知已，想依賴他幹一番事業。
“竹林七賢則相反，他們是是爲了避開政治旋渦，消極抵抗司馬氏的“名教之治”才選擇攜手入竹林的，以喝酒清談爲樂，以逃避現實爲趣，這實際是道家推崇的“出世”精神。“竹林七賢”與時政的不合作態度爲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建安七子是爲社會的文學
建安七子基本圍繞在最有實權的曹操周圍, 沒有個人安危的顧忌 , 因此, 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就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他們積極主動地爲社會的利益奔波勞頓。體現在文學方面 , 便是爲社會而創作, 把積極入世、干預時政、反映民生疾苦等作爲創作主題， 抒發自己積極入世、渴望建功立業的情懷。
如“七子之冠冕”王粲在建安七子中的文學成就最高。他在17 歲時因董卓之亂離開西京, 遠赴荊州避難。 在路上, 深切地感受了人民的苦難 , 並在《七哀詩》中把這種感受真切地表現出來。“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戰亂後生靈塗炭的慘像;“路有飢婦人”六句，具體地描寫一位飢婦人拋棄親生骨肉的場面，揭露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
再如陳琳 《飲馬長城窟行》假託秦代築長城之事，描寫繁重的徭役給廣大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頗具現實意義。全篇以對話的方式寫成，語言質樸，感情深摯，格調蒼勁而悲涼。
由此可見，反映社會亂離民生疾苦, 是建安文學的主要內容, 同時也是 “七子” 文學創作的普遍主題，體現着 “七子” 對社會的深切關注與對民生的深切同情，是“建安風骨”的具體體現。可以說 , “七子” 的文學是爲社會、 爲他人而存在的文學。
竹林七賢是爲個人的文學
正始時期的詩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現危機感和幻滅感。詩歌多抒寫個人憂憤,如籍詩“頗多感慨之詞”和“憂生之嗟”(，嵇康詩亦“多抒感憤”，由於正始玄風的影響，詩歌逐漸與玄理結合，由建安時的慷慨悲壯變爲詞旨淵永、寄託遙深。
較之 “ 七子” , “七賢” 的社會責任感似乎顯得很蒼白, 但並不是他們的初心。如 “七賢” 中最放浪形骸的阮籍 , 便“本有濟世志”。 但這種英雄濟世的豪情壯志, 卻很快被殘酷的現實澆滅了。
爲了保身的本能要求 , 他們將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感深深埋藏在心裏。像阮籍這樣追求形全, 借酒偷生, 正是七賢避世的表現。他們出仕做官 , 或是出於一時的雅興, 或是出於逼迫 , 或是出於貧賤無奈 , 即使做官也以明哲保身爲主 。
因此, 與 “七子” 的文學創作不同, “七賢”在文學作品中雖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很少明顯涉及現實社會中的風風雨雨或他人的不幸。主要表現自我命運及由此產生的內心感受。
在作品中, 他們不像 “七子” 那樣不必經過憂生這一層面 , 而直接表現壯志難酬的痛苦與憂傷。“七賢”生命隨時受到威脅，作品中充滿憂生之嗟。
在七賢中, 最爲人推崇的嵇康。對於時人而言, 嵇康是風度氣質的典範而非捨身救世的英雄。在作品中, 嵇康雖然不像阮籍那樣較多地表現“憂生” 情緒 , 卻很在意 “養生” 。詩作以表現其追求自然、高蹈獨立、厭棄功名富貴的人生觀爲主要內容，多寫鄙棄世俗、迴歸自然、高蹈隱逸之志，風格清峻剛直。而在他的代表作 《與山巨源絕交書》 中 , 他以七不堪、 二甚不可表現自己的個性 , 並將這種個性與社會責任和官階職位對立起來。
王戎、 山濤、 阮咸的作品雖不見記載 , 但是他們的爲人處事卻都是不求社會功業 , 只重個人利益。在魏晉那樣的亂朝, 很多政治家、 文學家被害 , 王戎卻活到了 72 歲、 山濤活到了 79 歲 , 都以壽終。可謂深諳養生之道。
綜之 , “七子” 與 “七賢” 雖然對魏晉文學都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二者在文學作品方面的差異卻不容忽視。 對此加以研究 , 更加深刻地理解這兩個文學集團在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方面的差異 , 從而對那個時代的文學有一個較爲全面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