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是指三國魏正始年間(公元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他們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後與地名竹林合稱。
提到魏晉風流，竹林七賢是一定要說的。竹林七賢是一個有故事的羣體，用現在的話說，是一個點贊量超多、非議也不見少的朋友圈。
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山濤、王戎七人，相聚之初，如七棵青翠的竹子，於無序和黑暗的魏晉時期，在山陽縣的竹林之中，喝酒、清談、縱歌，恣意形骸，豪邁不羈。他們雖然學識淵博，滿腹經倫，卻厭煩甚囂塵上的政治傾軋，明爭暗鬥，於是他們開始尋求精神上的解脫，着意於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開闢前所未有的新氣象。所謂“真名士，自風流”，用在那時的竹林七賢身上，自是再貼切不過了。
竹林七賢具有“玄心、洞見、妙賞、深情”的特質，他們不同流俗，漠視功名，內心曠達，超然灑脫。他們獨特的言談舉止，體現了獨有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所形成的社會形象和時代精神，純粹而純情，具有穎悟、曠達、真率的人格魅力。
竹林七賢
竹林七賢是玄學的代表人物，他們有不同的思想傾向。嵇康、阮籍、劉伶、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但他們在生活上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不拘禮法，清靜無爲，聚集竹林，縱酒佯狂，以文諷世。只是，因爲思想傾向上的不同，性情上的差異，竹林七賢最後在政治重壓下分崩離析，嵇康、阮籍、劉伶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劉伶終日以酒爲伴。向秀、阮咸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但不爲所重。山濤、王戎投靠司馬朝廷後，高官厚祿，優遊暇豫。
竹林七賢的靈魂人物非嵇康莫屬。他爽朗清高，心性放達，通曉文學和音律，奇才大略，遠邁不羣。《晉書·嵇康傳》中說他“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可以說，嵇康是內外兼修，集俊朗與才華於一身的塵世傳奇。但嵇康的俊朗並非是最重要的，最難得的是，嵇康由內向外透出來的飄然凜異、遺世獨立的高貴氣質，是一般美男子難以企及的。更有嵇康的一曲《廣陵散》，堪稱人間絕響，讓人一聽傾心，再聽止步。
太過優秀的嵇康，自然而然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重視，司馬昭就一度想拉攏嵇康作爲他的幕僚，但嵇康以自己只想遠離政治爲由一再拒絕。他的好友山濤曾勸他做官，他竟然寫下“與山巨源絕交書”忿然以懟。
嵇康有打鐵的愛好，每到夏天，就領着幫手向秀到一棵枝繁葉茂的柳樹下，脫了上衣，露出一身腱子肉在那裏“乒乒乓乓”地打鐵。一天，司馬黨徒鍾會，有心再次來探訪嵇康，請他作官。嵇康卻頭也不擡一下，自顧自地打鐵，讓鍾會好生沒趣。就此，也埋下了天大的禍患。時隔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以“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影射司馬昭“任性而爲，隨心所欲”的行徑，表現出了對司馬氏篡魏的激憤之情。文章一出，被鍾會有心加以渲染，徹底戳痛了司馬昭的嫉恨之心，最終引來了殺身之禍。就這樣，在東市高高的行刑臺上，四十歲的嵇康含笑面對他的三千學生，彈着《廣陵散》引頸絕塵而去。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當時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爲參軍，他託病辭官歸裏。249年，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心懷不滿，但感到世事已不可爲，於是他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當然，迫於司馬氏的淫威，阮籍也不得不應酬敷衍，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後人稱之爲“阮步兵”。他還被迫爲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採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爲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爲逃避人事紛爭，常借酒避禍。相傳，晉文帝司馬昭爲其子司馬炎求婚於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絕，只好一醉六十餘天，天天酣睡，使司馬昭始終找不到開口的機會。聽說步兵營廚人善釀酒，儲酒數百解，阮籍竟主動找晉文帝要求補步校尉之缺，此舉讓劉伶不快，阮籍笑對劉伶說：“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夠我們享用一番了。”從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飲，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辭職。司馬昭的謀士鍾會，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爛醉如泥，使鍾會無法羅織罪名。阮籍靠酒的掩護，躲過一場又一場災禍。
竹林七賢
劉伶呢，魏末之時，爲建威參軍。晉武帝時，劉伶被召問策，因力主無爲而治而被黜免。他反對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和虛僞禮教。爲避免政治迫害，他惟以飲酒爲樂事，常縱酒狂飲，累月而不醉。他時常趕着鹿車，揣酒在懷，命人拿着鐵鍬跟在後面，囑令說：“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劉伶的妻子看不過去，常對他苦苦勸說。劉伶不加理會，還說：“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下不了決心，只能借神鬼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辦酒肉敬鬼神吧!”妻子信以爲真，高高興興準備好酒餚，要劉伶對鬼神起誓。哪知劉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罷，取過酒肉大吃狂喝，頃刻，便喝得爛醉如泥。
嗜酒佯狂的劉伶，性情曠達，任性放浪。不爲禮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脫光，裸體在室內一邊喝酒，一邊晃來晃去。一天，有人去訪劉伶，見他如此模樣，實在看不下去，就譏諷說：“你也是禮教中人，似這等行徑實在有失體統。”劉伶聽了，醉眼一翻說：“我以天地爲房屋，以房屋爲衣裳，你怎麼這麼賤，跑到我褲子裏來了?”客人聽後，負氣而去。
向秀好讀書，與嵇康、呂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在嵇康鍛鐵爲歌戲弄鍾會的時候，向秀在旁邊給嵇康拉風箱。嵇康、呂安赴死後，向秀西行經過他們舊日的居所，在日暮時分聽到鄰人嘹亮悲摧的笛聲，追思往昔一起遊玩宴樂的情分，懷念嵇康、呂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寫下了千古名篇《思舊賦》。
在嵇康被害，物是人非的大環境下，本想隱居不出的向秀，最後還是在司馬氏的高壓下，不得不應徵到洛陽。司馬昭接見向秀時說：“聽說你以前有隱居不仕的‘箕山之志，爲什麼今天卻來見我了呢?“向秀回答說：“像巢父和許由這樣狷介的人，並不瞭解帝堯求賢若渴的用心，所以隱居的生活並不值得羨慕。”就這樣，向秀先後任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但他選擇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極無爲。
向秀好老莊之學。當時《莊子》一書雖頗流傳，但舊注“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作《莊子隱解》，解釋玄理，影響甚大，對玄學的盛行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樂》。稍後，郭象在《莊子隱解》的基礎上補完《秋水》、《至樂》註釋，又加發揮，成爲今日所見的((莊子注》。
阮咸是阮籍之侄，被時人並稱爲“大小阮”。他歷官散騎侍郎，補始平太守。山濤認爲他“貞索寡慾，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但晉武帝認爲他耽酒浮虛，並沒有重用他。
阮咸同阮籍一樣，放達任誕，狂浪不羈。他曾與姑母家鮮卑婢女私下要好，母親死時，按禮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脾女留下，這在當時是不爲禮教所容的。後來婢女走了，阮咸借驢騎上追趕，終於把婢女追回來了，並生了一個兒子叫阮孚。他不隨便交朋友，只和親友知交絃歌酣飲。有一次，他的親友在一起喝酒，他也來參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當時有一大羣豬也來尋酒喝，阮咸就和豬一起喝酒。他一面飲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樂乎。一時間，“與豕同飲”傳爲笑談。
看似俗不可耐的阮咸，卻是當時的琵琶大師，有《律議》傳世。他的絃音凝結着透人的靈氣，清澈、圓潤、典雅，在雲水相伴的竹林幽世中，將塵世的悲喜化作秋葉的寧靜，秋水的清涼。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爲名。他曾與荀勖討論音律，荀勖自認爲遠不及阮咸，便極爲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貶爲始平太守。
山濤是竹林七賢中最年長的一位，極具風神氣度。王戎評價他說：“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由此可見，山濤質素深廣，器度寬宏。雖然山濤與嵇康、阮籍情意甚篤，但終歸是志趣不同，由舉嵇康卻引出絕交一事即可說明。
竹林七賢
有見識的山濤，像他有分墳地飲酒一樣，謹小慎微地接近權力。在曹氏與司馬氏權力爭奪的關鍵時刻，山濤看出事變在即，“遂隱身不交世務”。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將敗，故隱退避嫌。但當大局已定，司馬氏掌權的局面已經形成時，他便出來。山濤與司馬氏是很近的姻親，靠着這層關係，他去見司馬氏。司馬氏知道他的來意與抱負，便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郎中。久之，拜趙相，遷尚書吏部郎。
山濤生活儉約，爲時論所崇仰。在嵇康被殺後二十年，他薦舉嵇康的兒子嵇紹爲祕書丞，他告訴嵇紹說：“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可見他二十年未忘舊時交情。
至於王戎，是個十分聰明有悟性的人，年輕時，他神采秀徹，善於高談闊論。是竹林七賢中最後到來的一位。阮籍曾開他的玩笑說：“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由此可見，王戎是七賢中最庸俗的一位。
離散後的王戎，苟媚取寵，熱衷名利，立朝無所匡諫。更是個極其貪吝之人，他擁有的田園遍及各州，聚斂的財富不計其數。就算這麼富有，他還要親自執掌算盤，沒日沒夜地算計，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相傳他家種有很好的李樹，果實豐盈，家人吃不完，只好出售。但他恐別人得到他家的種子，便以鐵鑽將李子之核取出來而後出售，這樣的小人行徑自然爲世人所不齒。
應該說，竹林七賢結緣之初，也就是魏晉交會之際，有崇尚，有理念，文著豐碩，表達了緣於內心的聲音，締結了一個“志同道合、豪放不羈”的文人羣體，可謂影響深遠，不啻爲精神史上一道極其自由、極其解放的獨特風景。不管是嵇康的剛直，阮籍的謹慎，劉伶的佯狂，還是阮咸的乖張，向秀的無奈，山濤的隨機應變，王戎的隨波逐流，他們的人生，都值得後來者慢慢回味、細細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