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宗教時常成爲統治者麻痹人民羣衆的精神武器，因而備受統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並非在所有時期的宗教都會受到統治者的歡迎，即便是影響最大的佛教也屢遭排斥。在我國曆史上曾發生過“三武一宗”的滅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榮。“會昌滅佛”就是指唐武宗在會昌年間的毀佛活動，是佛教與封建國家發生經濟上的矛盾衝突、佛教與道教爭奪宗教地位鬥爭的結果。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約在西漢末年。它的傳播發展，大致可分爲三個時期：魏晉以前爲輸入時期;東晉南北朝爲傳播時期，隋唐爲興盛時期。佛教從西漢末年傳入中土以後，經過五、六百年時間的傳經播道，剃度僧尼的慘淡經營，發展到唐代，其義理居然成爲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並稱於世。這種格局的形成與從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統治者，篤信佛教義理，提倡佛事活動，大量剃度僧尼，興建寺廟“蘭若”大有關係。
經過兩晉南北朝數百年時間，佛教勢力大肆擴張，到初唐時期，不事生產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他們吃、穿、住、用全由社會供給，成爲社會一大負擔。經過唐太宗、武則天直至唐代宗數代皇帝，支持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特權，出家爲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國家的賦稅收入越來越少。早在景雲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肅、代二宗時代更爲嚴重。寺院除經濟實力以外，還有政治特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統。設有“法僧”，還有“僧兵”，也就是說，一個寺廟，等於一個小佛教國家。天下有數不清的寺廟，也等於有數不清的佛教王國。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與寺院在政治、經濟方面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唐武宗滅佛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時就迷信道術，修煉長生之法。即位之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權，服藥煉丹，崇道之風，甚囂塵上。武宗於開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宮在三殿設立金策道場，武宗本人“於九天壇親受法篆”，成爲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後他又將衡山道士劉玄靜召入皇宮，封爲銀青光祿大夫、充崇文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又召羅浮(廣東增城、博羅等地)道士鄧元起入宮煉丹，傳授長生之術。
朝野上下，鬧得沸沸揚揚，有識之士對武宗的昏庸之舉提出了許多逆耳忠言，並在延英殿進行了一次公開辯論。武宗對他的崇道活動辯解說：“我在宮中無所事事，不涉聲色之娛，過於寂寞，只想同道士趙歸真閒聊解悶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趙歸真之惑的前車之鑑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責前代皇帝的成敗得失，只因趙歸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宮禁，蠱惑聖聰，所以我不願陛下重蹈覆轍。”武宗又爲道士趙歸真辯護說：“至於敬宗時代，我即認識此人，那時只知他叫趙鍊師，在宮中未做壞事。我和他閒聊，只是盪滌胸中的煩悶，軍國大事，不會讓他干預。就是有100個趙歸真在宮中，我也不會受他的蠱惑。”
佛道之爭，由來已久。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達詔令清查天下寺院與僧尼人數。五月，又詔令長安、洛陽左右二街各留寺廟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諸郡各留1寺，寺分3個等級，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詔今天下諸寺限期拆毀。毀天下寺廟4600多所及以“蘭若”爲名私設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來修繕政府公寓房舍，金銀佛像上交國庫，鑄鐵佛像熔鑄後製造農具、銅像及鍾、磬等物熔化後製爲錢幣。沒收寺廟良田數千萬頃、男女奴婢15萬人，僧尼強迫返俗者有26萬餘人，解放專供寺院當役夫的百姓50萬以上。這次廢佛行動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財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處，增加了稅戶，節約了國庫開支，利國利民，堪稱壯舉。武宗廢佛利國之功是無可非議的。
武宗詔令在全國執行情況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鎮割據勢力很大，對唐朝中央詔令拒不執行，如河北三鎮就沒有廢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紛紛逃往河北三鎮轄區。有些地方雖然執行廢佛詔令，但力度不夠，收效甚微。雖然如此，武宗滅佛仍然可稱爲寺院勢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經濟矛盾的總爆發，對佛教的打擊也是極爲嚴重的，故佛教徒稱之爲“會昌法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