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清軍入關前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大約一個半世紀裏，由滿洲王公、大員及個別蒙古、漢軍旗人官員組成的議處國家大政的制度，也是重要的政務決策組織形式。它在後金、清初政權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着皇權的越發集中，議政王大臣會議逐漸走向消亡。
努爾哈赤初創八旗時，已經出現了議政制的雛形。《清史稿》記載“每旗設總管大臣一，佐管大臣二。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號爲議政五大臣。”這可以算作“議政大臣”制度的萌芽。努爾哈赤設議政大臣之初，其職能主要是聽訟審判，處理女真族內部的民事糾紛。可以說，議政大臣僅僅是努爾哈赤處理民事的助手，充任此職的人等級也比較低。隨着後金政權統治範圍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政務需要處理，加之統治者理政經驗不足，所以努爾哈赤把議政大臣的地位和職能不斷升級。天命七年（1622年），努爾哈赤宣佈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制度，即所謂的“八王共治”，軍國大政由八貝勒議處，共同討論決定。天命八年（1623年），在八和碩貝勒之外，又設八大臣，負責勘察貝勒是非、議論國政得失和戰事情形。作爲特設的中樞權力機構，議政王大臣會議在當時戰爭頻仍的情形下，將政治權力集中於王公貴族，廣開言路、羣策羣力，舉賢任能、罷斥奸臣，爲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政權做了政治架構層面的準備。此時的後金政權仍屬草創，依賴貴族親王，擴大其統治基礎，對努爾哈赤而言，也是一種不得不做的讓步。
皇太極統治時期，議政王大臣會議雖然有了相對固定的議政地點，參會成員也更加明確，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權力在逐步走向弱勢。內三院等機構的相繼設立，分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議政王大臣會議議處國政的權限，較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時的強權狀態已明顯縮小。雖然此時“軍國機要，主之議政處”，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爲最高決策機構的性質仍然未變，地位仍在六部之上，權傾部議，但其權勢始終在皇帝之下。大凡軍國大事，都須由皇帝裁決。實際上，這種改變反映出皇太極對議政王大臣會議共治國政的牴觸，他利用各種條件和機會，極力壓抑旗主貝勒的權勢，突出皇權的至高無上。如天聰三年（1629年）廢除四大貝勒按月分值的制度，剝奪了其他三大貝勒的實權；天聰四年（1630年），借二貝勒阿敏放棄永平之事，定其欺君誤國十六大罪；大貝勒莽古爾泰也因“御前露刃”獲罪，被降爲一般貝勒。這樣一來，皇權逐漸由分散趨於集中，皇太極南面獨坐，諸王大臣唯皇太極命是從。
清代中央集權的加強，可以說經歷了皇帝與旗主、諸王之間的不斷鬥爭而逐步實現。皇太極死後，多爾袞攝政，獨當大權，以“盈廷聚訟，紛紜不決，反誤國家政務”爲由，限制王公幹政，進一步推進了皇太極以來的集權統治，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多爾袞去世。順治親政後，有議政資格的王公大臣、貝勒貝子的勢力得到恢復並壯大。議政王大臣會議也進入新階段，活動頻繁，成員增加，議題廣泛，職掌權限也顯著擴大。舉凡封藩建制、出師征伐、決科斷獄、禮聘嗣典等，都在議處之列。同時，漢人范文程、安達禮、寧完我等也先後受命爲議政大臣。這種調整有利於緩和滿漢關係，穩定清朝政局。但是，從順治某些政治舉動，如削弱親王貴族權力、親掌上三旗等來看，流露出其對皇權被分割這一狀態的不滿與抗爭。
康雍乾時期是清朝封建專制統治空前發展的時期，也是議政王大臣會議職掌範圍和權力逐漸縮小並最終走向消亡的時期。
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南書房，挑選親信入值，使南書房逐漸成爲皇帝親自控制的核心機要祕書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核心政務已不再交付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以便更直接地行使皇權。南書房的設立，是康熙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實施高度集權的關鍵步驟。加之康熙一併採用了“內閣”“九卿科道會議”“御門聽政”等中樞決策方式，同時重用皇子，使得議政王大臣會議逐步被架空。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地位和影響受到了相當的限制。
雍正在位期間，奏摺制度已經非常完善，通過擴大具折言事官員的範圍，大批地方官可以向皇帝直接報告，使得進一步拋棄滿族早期民主共議製成爲可能。雍正七年（1729年），設軍機處，由軍機大臣承旨遵辦軍政事務。同時，創建硃批密摺制度，一切都由皇帝“乾綱獨斷”，議政王大臣會議變成一些不當權的貴胄世爵掛靠之所，雖然名義上繼續存在，但實際所議之政，已只限於出巡、旗務及刑審案件等具體事務，無關乎軍國大事。至此，君主專制達到頂峯。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頒佈上諭，“朕向來辦事祗崇實政，所有議政空銜，著不必兼充”，取消了議政王大臣的職名，至此，議政王大臣連具虛銜的可能都沒有了，議政王大臣會議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中央和地方的權力一律向皇帝集中。
議政王大臣會議是軍事民主的原始氏族遺風在政權機構中的反映，它作爲一種過渡性的參與國政的制度，肇始於滿清政權創設之初，體現了滿洲統治者“國家政務，唯宗室協理”的排他性。它伴隨着清朝入主中原的政治變遷而發展變化，隨着國家的逐步統一和君主專政集權體制的加強，集體議政、權力分散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必然走向衰亡。一起一落間，議政王大臣會議逐步從強勢走向式微，也預示了清王朝鼎盛之時，便是議政制消亡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