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元代富饒的江南地區需要交哪些稅嗎?在那個年代，稅收叫諸色課程，即是指代稅糧、科差以外的諸多稅種，包括鹽課、茶課、商稅、酒醋課等等，另有各種雜稅，種類繁多，給人民羣衆造成了不小的壓力。
商稅
商稅爲商業往來的交易稅，歷來有住稅和過稅之分，住稅爲買賣達成所繳納的稅款，過稅爲交通運輸時繳納的稅款。元代“徵商之制，有住稅而無過稅”，只需在買賣時交稅。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增商稅契本，每一道爲中統鈔三錢”，對收稅憑證再徵錢鈔。
徵收商稅的機構爲稅務，元代在各地分設稅務，並將其按照徵稅數額劃分爲五等，分別爲1000錠之上、5000錠之上、3000錠之上、1000錠之上和500錠之上，稅務總數有不同記載，一說爲170處，一說爲200處左右，兩說數額不同可能是記載的時間不一。稅務的設置大體反映了各地區商品流通的情況，其中登記最高的10000錠之上稅務全國共有四處，江南的杭州就有三處，江南商品經濟的發達可見一斑。
鹽課
自漢武時鹽鐵專營以來，鹽稅成爲國家的重要收入來源，這在元代尤爲明顯。
“國之所資，其利最廣者莫如鹽”，元代鹽課佔財政收入的大半，“國家經費，鹽利居十之八”，國家的重大開支都是以鹽課支撐。鹽課指鹽司的賣鹽所得，支付鹽戶進行生產的工本鈔亦包含在內。據推算，扣除工本鈔等製鹽成本，“鹽價的四分之三左右爲元朝官府的純收入”，鹽的零售價又無統一規定，鹽價高企十分常見，官府獲利不可謂不多。
元代鹽課之重豐國卻損民利，原因有二：一是鹽引的價格不斷增加，鹽商售鹽成本提升，鹽價飆升。據《元史》載“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爲中統鈔九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爲一百五十貫。”
此外，鹽引工本費亦“每引遞增至二十兩”，不可不謂其巧立名目，所增必將轉嫁至民衆購鹽花銷上。二是採用“計口食鹽”的方式，過高的鹽價無人購買，以致官府硬分攤鹽於各戶以徵收鹽課，乃至連“全境實行商人運銷的地區，鄰近鹽場的居民，常常也計口食鹽”，鹽課成爲了百姓均攤的稅賦。
茶課
“古今鹽、茶，系國家榷貨”，茶與鹽相同，都是國家專賣的物資，雖在具體實施上與鹽不同，但茶課與鹽課大體相類。元代茶課“大卒因宋之舊，而爲之制焉”，在國家嚴密控制下由商人買引賣茶。
元代茶課來自三個方面，除出售茶引的收入外，還有茶戶交納的錢鈔，又有食茶之法的攤派，對茶葉的生產者、流通者和消費者都徵收了相當數額。出售茶引的收入在茶課中佔比最大，特別是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革除食茶之法之後，“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茶引價格提高彌補了取消攤派的損失，茶引售賣在茶課中佔比更大。
茶引價格增加，茶引數目也大增，超過了茶戶的實際生產能力，“因爲課額重了的上頭，靠損了茶戶，辦納不前有”。增加茶引數目、提升茶引價格，元官府以此猛增茶課，增加財政收入的同時亦爲社會動盪埋下了伏筆。
酒醋課
酒醋課“爲國賦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
江南酒醋課多有變化，入元之初，江南酒課與北方同，實行榷沽之法，酒由國家專賣;隨後酒課實行分攤，強行攤派給民衆;再然後酒課城鄉異制，城市實行榷沽，農村自釀辦課;最後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普遍“散入民間恢辦，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納門攤酒課者許令造酒食用，造酒發賣者止驗米數赴務投稅，其造(酒醋)發賣而不稅者，是與匿稅無異”，這一轉變在江南各地陸續出現。
雜稅
元代課程除商稅、鹽課、茶課、酒醋課之外還有很多，如洞冶課、竹木課、河泊課、歷日錢等等，又有山場課、窯冶課、房地租錢、池塘課、蒲葦課、食羊等課、荻葦課、煤炭課、撞岸課、魚課等名目，列入額外課之中。這些課程統稱爲雜稅，或因徵收不多，或因範圍不廣，在此僅作列舉。
結語
江南賦稅有稅糧，有科差，有諸色課程。在元代江南，賦稅以稅糧爲主，徵法上承襲南宋兩稅法。江南地區的科差中有江南包銀、回回包銀和江南戶鈔，其中江南包銀僅短暫徵收，江南戶鈔並非攤派的賦稅，回回包銀不限於江南一地，以丁口爲徵收對象的科差制度已非江南地區賦稅的主流。
細究元代江南稅糧可以發現元代江南賦稅制度多承南宋之制，以稅糧爲例，其各地的不同、徵法的不一多是由於其在不同程度上承襲了當地舊制。江南地區之中，南宋版籍保存較爲完好的地區稅糧徵收變動不大，未有籍冊存留的地區則要重新定額。對夏稅秋租的徵收種類、徵收數額、徵收方法的探討還需要結合地方誌的記錄，以區域爲單位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