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17歲的馬可放下試管和燒杯，和同伴們成立“怒吼”歌詠隊，決心以音樂啓迪民衆抗戰救國。當“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民主與“夫國之強強於學”的科學奏成一個時代的交響，經歷五四洗禮、承繼五四精神的先生們，以青年之優長，在民族存亡之秋，於艱苦卓絕之中，以音樂、豫劇、科學等諸多方面的開拓，傳遞了曾經家國多難的烙印，也抒發了對幸福中國刻骨銘心的嚮往。至今，風範永存，策我前進。
怒吼獅吼文藝救國實驗室走出了民樂大師
“那是個充滿激情與純淨的年代，我們以五四爲契機去回味，以自己的方式來繼承。”5月3日下午，河南大學藝術學院的師生們排演不輟，馬可音樂會執行導演、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專業老師李玉昆忙得嗓音透着疲憊，他們要力求今年5月7日、8日兩天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舉行的馬可音樂會還原曾經怒吼的那個時代，展現激昂的這個時代。
“他是伴着‘五四’的孕育和吶喊而生的。”對於這位五四運動的學生、現代民樂的先生的經歷，李玉昆如數家珍。
1935年，17歲的馬可懷着“科學救國”的夢想，考入了抗戰烽火前仍然辦學的國立河南大學化學系，立志成爲像門捷列夫、諾貝爾那樣的化學家。但是，日寇的入侵、民族危亡之秋，沒有一張書桌可以安坐。“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中，開封萬名學生集體“臥軌請願”。參與了這次嘗試後，馬可痛定思痛，決心要以青年學生之優長，以歌唱、演劇等爲“武器”，號召民衆投入抗戰。
放下了燒杯和試管的他東奔西走，帶領河南大學衆多愛國學子建立起了一支名爲“怒吼”的抗戰救亡歌詠隊，成爲中原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一面旗幟。1937年，他的學長——“現代豫劇之父”樊粹庭(1919年進入河南大學的前身留學歐美預備學校攻讀教育學)也成立了獅吼劇團，取東方雄獅警醒怒吼之意。在棄“學”從藝覺醒民衆上，馬可得到了學長的真傳，而相對於樊粹庭橫亙從“五四”到抗戰“轉專業”用的十多年，馬可的蛻變只用了兩年，“大時代和‘五四’的影響，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李玉昆如是評價。
就在“怒吼”和“獅吼”活躍於民衆之時，著名音樂家冼星海率領的“救亡演劇二隊”和賀綠汀等率領的“救亡演劇一隊”，來到開封巡演，暫住河南大學。馬可如遇甘霖，把自己初學創作的《牙牙集》和《老百姓戰歌》兩本歌曲集交給冼星海手中，冼星海不僅親自修改了《保衛我們的平津》等作品，還爲《老百姓戰歌》寫了序言，稱讚馬可的歌曲是“極力趨向大衆化、民族化的新形式”。1937年，馬可在冼星海的推薦下，隨革命抗戰演劇隊到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一路隨抗戰輾轉，高歌不輟，這期間創作的《咱們工人有力量》、《南泥灣》、《夫妻識字》、《我們是民主青年》、《呂梁山大合唱》、《陝北組曲》等400多首歌曲，他的作品被傳唱至全國各地。
信仰開花青年救國組織掀起抗戰高潮
救國“怒吼”如火如荼，信仰之花也已然開放。在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從事地下工作的鄧拓，比馬可早一年來到河南大學，插班就讀於法學院經濟系。就學期間，鄧拓共出版、發表了一本專著和近10篇論文。其中《中國救荒史》一書是國內首部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研究中國曆代災荒實況和救治理論政策的專著。
王學春回憶稱，“一二·九”運動爆發後，在鄧拓等同學的積極串聯下，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開封隊部，深入各校讀書、講演、座談，不僅吸引了大批進步學生，還吸收了各行各業的救國之士，鄧拓被推選爲總支隊長，“民先”成爲開封愛國救亡的又一面大旗，推動河南的抗戰達到新的高潮。
1936年，鄧拓和中共北方局派駐開封的劉子厚奔走努力，讓開封“民先”與北平“民先”取得了直接聯繫。後來，鄧拓掩護劉子厚躲過軍統特務“藍衣社”的搜查離開開封，而鄧拓也因爲一系列的進步活動被“藍衣社”注意。
1937年6月下旬，特務圍堵河南大學七號樓的四個出口，鄧拓在考完最後一門功課走出北門時被押在了地板上，這是他在上海因參加廣州起義紀念活動被捕之後的第二次入獄。
當時，全面抗戰民情高漲，國共合作成爲定局。在河南三年充分表現出領導才能的鄧拓很快被釋放，並輾轉到敵後根據地五臺山繼續開展革命活動。
由學生到民衆的對青年的全面動員，正與中共中央的決策一致。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要求把共青團由無產階級先進青年組織改造成爲抗日青年的羣衆組織。全面抗戰開始後，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抗日根據地都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國會組織。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共青團組織逐步被一些形式、名稱多樣的青年救國組織所取代，並承擔起帶領這些地區青年開展抗日工作的任務。
夫國之強強於學先生精神歷久彌新
五四運動前，河南教育極其落後，三千萬人口的大省竟然沒有一所大學，有些幾十萬人口的大縣僅有一所小學。五四運動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教育界的先進人士，以民主、科學爲武器，發出教育改革的呼聲。一時間，“開眼看世界”風吹中原，“德先生”、“賽先生”並肩育人，連在安陽、信陽等地的中小學都開始重視理化教學和新式圖書閱覽室建設。一些知名大家更在這一時期屬意於河南、發芽於河南。
星空太浩瀚，王學春更願意用兩個小故事來表達當時河南學界活躍而有魄力的科學精神。1929年，著名細胞遺傳學家李先聞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在歷任中央大學、東北大學、北平大學農學教授之後，來到河南大學農學院。他來提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條件，比如要建立一個實驗室養狗，還要公母各半，總務長摸不着頭腦：“一個大教授咋要這些東西?”校長卻催促：“這是科學，快去辦!”王學春表示，就是這個實驗室，得出條件反射的結論比俄國的巴甫洛夫還要早。
1929年遊歷到開封正拍攝着鐵塔的畫家陶冷月，發現了公園牆這邊還有一所大學，很快這個畫作以黃金多少兩來賣的大師就受聘河南中山大學(今河南大學)美術講座。而僅僅這個美術講座，就帶動起學校成立學生組織，培養了於安瀾等一批“跨界”也能“紅”的畫史學者。
中國第一位航空機械學工程師劉敬宜、河南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李燕亭、“兩彈一星”元勳趙九章、中國考古學泰斗石璋如、尹達等一大批學者或經歷五四洗禮、或延續五四精神，成爲一個又一個時代青年中國說的見證者。
馬可曾經親手寫下：“在這大時代裏：不怨天，不求人，更別說‘我正在跟人學習’。爲什麼不讓人跟我們學習?是漢子，就該自己創造自己!”1966年的春天，年近50歲的馬可，依然選擇在北京高等院校運動會上，和一羣20來歲的大學生同場競技萬米長跑賽。而現在的河南大學合唱隊的大學生們正在延續着先生們的精神，李玉昆表示：“它可以延續任何一個時代的青年學子對國家的責任。”
繞壇紅杏味長醇，舊時紅燭猶照人。與五四運動同歲的河南大學六號樓，曾經是河南大學最早的中西合璧的建築，曾經是河南第一個圖書館所在地，曾經是李大釗向學生們慷慨發表演說的地方。現在，斯人已去，風範長存，這裏成爲青年中國說的一個精神縮影，依然有學生們穿梭於此，爲學識而搏擊、爲社稷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