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康熙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在封建專制統治時代，朝政的兩個根本問題就是政權的鞏固和國家的統一，作爲清代傑出的君王，康熙在成功地解決了宗室內的爭權奪利的問題後，三藩問題就成了親政不久的康熙所面臨的最重大、最迫切的國政大事了。
以吳三桂爲首的三藩，分別鎮守雲南、廣東，福建，其手握重兵，雄霸一方，在自己的轄地裏胡作非爲，長此以往，終究會養虎爲患。對此，康熙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一直在做撤藩的努力，但畢意三藩勢力雄厚，並不是一撤就能解決問題的，摘不好連江山也有可能賠進去。然面，機會總是垂青於有準備的人，有準備，有眼光的人則善於把握機遇，這個機遇就是尚可喜上疏事件。
康熙十二年二月，廣東藩王尚可喜因與其子尚之信關係惡化，其子在廣東藩內酗酒嗜殺，橫徵暴斂，百姓怨聲載道，而尚可喜當時已年屆古稀，無力管制，且一再受到尚之信排擠，於是便借年老之名上疏康熙，請歸老江東，由之信襲爵留鎮。這樣，既可以摒棄朝廷之嫌，又可避其子之害。同時，又提出帶兩佐領官兵作爲護隨，其餘藩下所屬人口共24000多人，一同隨他回遼東的條件。
康熙接讀尚可喜的奏疏，自然是滿心歡喜，這正好成爲其撤藩的突破口，於是立即批覆，除表彰尚可喜“自航海歸誠，效力累朝，鎮守粵東，宣勞歲久”的汗馬功勞外，特別讚揚他歸老遼東的奏疏，“情詞顯切，具見恭謹，能知大體，聯心深爲喜悅”等。同時，關於其提出的條件，康熙則認爲，既然撤藩就必須連根拔起，而不是將老的換爲小的，那樣就等於沒撤，只是通過朝廷重新任命了一下新的藩王而已。於是，康熙在議政王大臣會議上討論此事時，明確表明此藩必撤。經過討論，結果出來了，就是同意尚可喜歸老遼東，但尚之信等全藩人馬亦須全部北撤，否則父子兩人一南一北，不便於家人團聚。也就是說，在表面尊重藩王意見的情況下，將藩鎮事實上撤掉了。
看了這麼多，讀者或許會問，講了這麼多事情，究竟與康照撤藩之議有何關係?究竟與吳三桂反清有何關係呢?其實，這裏的確有莫大的關係。
正是由於康熙批准了尚可喜的奏疏;才使吳三桂、耿精忠兩位藩王不安起來，惶惶不可終日。他倆從來沒有像尚可喜那樣萌發過功成身退的想法，但是，如果自己不上疏，難道要讓朝廷逼令撤藩嗎?那時，自己不是更被動嗎?而且，朝延未必就批准他們奏疏，但是，朝廷要真批准了，那又該怎麼辦呢?這一系列問題折磨着兩位藩王。
在此兩難境地下，爲了爭取政治上的主動，耿精忠先上疏了，其奏：“臣襲爵二載，心戀帝闕，衹以海氛叵測，未敢遽議罷兵。近見平南王尚可喜乞歸一疏，已奉諭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餘年，仰懇皇仁，撤回安插”。言辭間既委婉曲折地表達了疏靖撤藩非所自願的心情，又解釋了自己何以沒有及早引退的原由，用心可謂良苦。
耿精忠的這一步棋，令吳三桂更加被動，於是於同年七月三日，無可奈何地向康熙上了自請撤藩的奏疏：“臣駐鎮滇省，臣下官兵家口，於康熙元年遷移，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遷完。雖家口到滇九歲，而臣身在巖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難保，惟期盡瘁藩籬，安敢遽請息啓。今聞平南王尚可喜有陳情之疏，已蒙恩鑑，準撤全藩，仰恃鴻慈，冒幹天聽，請撤安插。”與耿精忠之奏硫幾乎如出一轍。
面對三份奏疏請撤安插，康熙自是喜不自禁，便命議政王大臣會議討論關於吳、耿二藩的撤離問題。對此，清廷內部各執一詞，主撤者僅明珠、莫洛、米思翰等少數人，其他官員則認爲滇黔苗蠻雜處，不得稍懈防禦，如將吳三桂等撤離，必遭遣滿洲官兵戍守，兵丁往返與王之遷移，將使沿途地方民驛苦累，況且有可能引發吳三桂兵變。而康熙卻絲毫未動搖，他認爲吳三桂蓄謀已久，“今日撒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否則“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養癰成患，何以善後?”他斷然否決衆議，明示“吳三桂請旨安插，所奏情詞懇切。著王率領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來。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如有用滿兵之處，該於起行時，另行奏請。”
康熙十二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673年9月16日)，康熙下令三藩並撤。吳三桂聞知這一信息，大失所望，沒想到自己弄假成真，不料康熙竟將計就計，於是在撤藩使臣來到後，便百般刁難，提出諸多苛刻條件，。對此，康熙都耐心地予以成全，使之“無以爲辭”。終於，無計可施的吳三桂於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傳檄四方，挑起了三藩之亂的戰火，即公開反清叛亂了。
雖然康認爲”今撤反，不撤亦反”，但究意吳三掛是否欲反清復明現在還是一個謎團，因而可以看出，無論出於何目的，反清也罷，自保也罷，康熙之撤藩決議，的確引發了吳三桂的反清之亂，這二者之間，不是因果之必導之源，也是直接的導火之線索一條，這是無可非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