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商鞅三次試探秦孝公，爲何最終選擇霸道治國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導語：秦國在戰國之初僅爲西部小國，卻用不足百年時間，勵精圖治後一躍成爲戰國七雄之一，是什麼力量使其能在短短的數十年便取的飛躍呢?秦國所倡導的“霸道”是從傳統的帝道、王道中脫穎而出的，如何成爲治國理論?
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歷經多次兼併戰爭後，東周列國中極大一部分小國或被直接滅亡，或被兼併，縱有如魯國、宋國之流仍在存續，但已屬苟延殘喘、強弩之末;天下的財力、物力、兵力均已如海納百川般歸流於後來所謂的“戰國七雄”手中。令人驚異的是，戰國七雄當中有個屌絲逆襲，那就是秦國;戰國初期，秦國僅是華夏西部邊陲一介小國，在其餘六國之人的觀念裏，秦人只是衣不蔽體、茹毛飲血的形象，乃是與戎狄無異的野蠻之徒。
而華夏文明歷經數千年的發展，其成果則是爲山東六國所繼承，所保留。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看似不入流的國家，卻在經過數十年的變革發展後，躋身戰國七雄之列，並且最終橫掃六合，睥睨天下，率土之濱乃盡入秦國之彀中，虎視何雄哉!那麼，秦國所倚仗的發展方略和治國原則是怎樣呢?
秦國強大於商鞅變法
談到秦國的強盛，我們便不得不提起彪炳史冊的“商鞅變法”;據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意即商鞅乃是衛國的一名庶出公子，他首先在魏國爲官，但久不受重用，聽聞秦國國君秦孝公在天下尋訪有才之士，這正也是懷才不遇的商鞅所要尋求的進身之階，於是他西去秦國，依託國君寵臣景監求見秦孝公。
商鞅分別用帝道、王道、霸道三次試探秦孝公
據《史記》載，商鞅多次拜見孝公;第一次拜會時，商鞅爲秦孝公介紹了三皇五帝之中堯、舜的治國方法，乃是帝道;然而孝公聽得了無興趣，瞌睡連連;縱使商君說的口若懸河、唾沫橫飛，秦國國君依然波瀾不驚、不爲所動。
不久，重臣景監又請求孝公召見商鞅，這一次商鞅又以三寸不爛之舌爲孝公大肆推薦夏禹、商湯、周文武的國家治理的法門，是爲“王道”;這一次秦孝公雖然不像首次會面時一般不禮貌，卻也只是淺嘗輒止，顧左右而言他;儘管商鞅將心中鬱結的才華謀略說得繪聲繪色、淋漓盡致，秦孝公依然是心中巋然不動;商鞅知道聖王所倡的“王道”也不是秦孝公心中所願。
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便以他所擅長的法術之學與之交流，將他總結的春秋五霸成功經驗和盤托出;這一次，“霸道”的治國理政理論得到了秦孝公的認可和高度贊同;孝公聽商鞅所言，情不自禁地“虛前席”;君上心中大悅，與商鞅探討了幾天幾夜也不覺厭倦。
商鞅用法家霸道征服秦孝公
商鞅征服秦孝公所用“霸道”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首先，便是樹立起國家“法制”尊嚴，並提出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而因適時而變，兵無常勢，法無常形;商鞅的諸多舉措，首當其衝的便是爲國民重立身份與變革社會關係。
從過往簡單依靠血緣訂立百姓身份的方式，轉換爲依靠地緣劃分人際關係，也就是什伍連坐制，將相鄰的十家編成一什，五家編成一伍。此後無論是徵收賦稅徭役，抑或是徵集軍隊壯丁息由此出。而在什伍之中，但凡有一人有罪，其餘各家各戶均受其牽連，判爲同罪。
嚴苛的法制，使得百姓只得服從國家的調遣而失去了從事自主生產的自由，整個國家如同一臺縝密的機器一般，每一步都因循國家法律步驟而無出其右;國家機器的架構只是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塑造其胚胎，而如何使得國家機器運轉使用並且脫胎換骨，商鞅又將目光鎖定在了對早已形成的固有社會階層的破除上。
其次，商鞅首創軍功爵制，但凡秦國境內居民，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庶百姓均可獲得進身途徑，而打開這一途徑的鑰匙便是軍功，也就是戰場上的戰績;於是，如何飛黃騰達便不再是簡單的依靠前輩先人的恩蔭，而轉化爲一場勇敢者的遊戲;只有在戰場上橫刀立馬，斬敵當先的戰士方能位列他人之上。
商鞅的做法，不僅將秦國的尚武之風和嚴肅驍勇的國家氛圍塑造起來，更將秦國的軍隊逐漸磨練打造成了無往不勝的虎狼之師，成爲了一統六國的決定性力量。
再次，商鞅將法治理念融入到國策當中，秦國的內政方針和對外策略，我們都能透視到其成功所賴的法治原則和基本理念，也正是在這般先進的創新的治國之策推動下，秦國的政治實踐呈現出了一往無前的氣勢;如同一道鋒芒畢露的劍刃，揮斥方遒，直指中原大地和茫茫荊楚，秦軍劍芒到處，所向披靡。
此時，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商鞅所言的“帝道”、“王道”和“霸道”三者的異同和效力。管仲所著《管子》有言：“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這一言深刻揭示了三者的區別。
帝道不適合大爭之世
“帝道”首先是春秋諸子中道家所追求的境界，那便是君主無所施爲，而單純以自身的涵養以及道德潤澤生民，使得萬物生靈歸於同一正道，黎民百姓不必苟於自我私利，政通人和，蒼生平等，民心歸依。不得不說，“帝道”所呈現的國家狀態極爲理想，而正因爲其存在鮮明的理想性而始終難以施爲，並且在“帝道”所描繪的政治體系中，施政者的權力與地位是需要通過類似三皇五帝的“禪讓”的經典模式達到平穩過渡。
例如“胡服騎射”的趙武靈王便自出爲將，而讓位於其子惠文王，燕王噲禪讓讓國於其國相等。然而“帝道”所追求的依然只是文明早期的政治模式，對民風淳樸自然的大環境無比依賴，這在戰國這一講求發展效率的喋血時代是難以有所成就的。
王道反對武力，不適合爭霸時代
“王道”則是肇始於周朝之初，周公所建立的宗法制，從歷史角度上看，“王道”是這一時期的正道，七雄之中的其餘六國便是遵循這一方向，雖然多有發展或變遷，但均恪守遊戲規則，不敢越雷池一步;究其原因，便是早已形成的國內等級結構和周朝的政治大環境。君主的權力處在貴族的制約下，專注於國內政局而少有對外方略，重視傳統的土地生產模式。
“王道”在思想上就是孔孟所倡導的“仁政”和“德治”，尤其以孟子爲代表，他說：“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心悅而誠服也”，言下之意乃是孟子反對武力稱霸;然而在“竊鉤者諸，竊國者諸侯”的時代，禮崩樂壞，生靈塗炭的戰國，行王道，稱禮儀往往成爲了弱勢的一方，正如孟子自己也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
於是，嚴苛而又高效“霸道”便成爲了秦國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法寶，這其中體現的也是在紛亂的時代，通用法則和權力體系的新闡釋;文明的傳統在分裂之時很難起到有力的聚合作用，反之只有無堅不摧的力量方能掌握時代話語權，才能使得天下歸一。
綜述
筆者認爲，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一個國家的富強發展，除了憑靠其本身的施策方略外，還需要對時代大環境加以分析和思索;盛世、治世時施以德政，體察民情;亂世時凝聚國力，生存保種;歷數過往的諸多朝代，本應爲太平之世卻多亡於難以體察民意，上下分離;如秦帝國滅亡於橫徵暴斂，東漢分裂於驕奢淫逸，盛唐衰落於難顧地方。
而本爲紛亂之時，君主又不知勵精圖治，揚鞭奮進者亦有之;如後唐毀於優伶戲子，南唐毀於聲色犬馬，北宋滅於不思武力;無論處於哪一個時代，國家都應該有適時而變的政策原則，一旦脫離了這一物質的基本條件，便會被無情地斬於馬下。
參考文獻《史記》、《左氏春秋傳》、《商君書》、《管子》、《孟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