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約前390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衛國國君的後裔，公孫氏，故稱爲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
商鞅年輕時好刑名之學，在魏相公叔座門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座臨終前將其推薦給魏惠王，惠王不能用。商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發憤圖強，乃離魏去秦，以變法強國之術說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龍、杜摯等大臣對變法並不贊成，他們製造輿論，以爲“智者不變法而治”，“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孝公不爲所動，仍以商鞅爲左庶長，下令變法。
變法令下達後，商鞅以三丈之木置於國都南門，募民有能徙木於北門者賞十金，但無人響應。他又將賞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應募，即獲得五十金，以此來取信於民。當時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師傅公子虔、公孫賈。《戰國策》對此事的評論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商鞅執法敢於不避貴勢，在秦國震動頗大，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幾年後，秦國百姓家給人足，臣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故國勢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爲大良造。兩年後，秦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咸陽，並第二次下變法令 。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國富強。周天子和諸侯派人向秦祝賀。次年，秦乘魏在馬陵之戰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軍拒之，商鞅用詐謀虜取昂而破其軍，魏割河西(今陝西東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戰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河南西峽一帶)十五邑，號稱商君。
商鞅相秦期間，商鞅因執法較嚴引起秦貴族的怨恨。孝公卒後，太子惠王立。公子虔之徒爲報夙怨，告商鞅有謀反企圖，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國，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計而喪師，故拒不接納。商鞅不得已而歸秦，乃與其徒屬發邑兵攻鄭(今陝西華縣)，兵敗被俘。惠王車裂商鞅於咸陽，並滅其族。
商鞅爲適應社會政治經濟變革的要求，從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點出發，強調教育改革，認爲治理國家的根本是重農戰，要富國強兵就必須進行法制宣傳，培養法治人才。商鞅抨擊了提倡以詩、書、禮、樂爲教育內容的儒家，主張“燔詩書而明法令”，要用鼓勵耕戰爲內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認爲法治是德治的基礎，法令必須“明白易知”;應以法官爲師，給民衆解釋法令，使“萬民皆知所闢就”，把教育作爲宣傳法制和培養法治人才的工具。 商鞅著有《商君書》傳世。
西漢的司馬遷著《史記》時，立商鞅的單獨傳記——《商君列傳》;另外王蘧常撰寫《秦史》時，將商鞅和其門客屍佼合立於《公孫鞅傳》。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爲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爲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惠王認爲公叔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公叔轉而告訴商鞅，並要他趕快離開魏國。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帶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宦官景監三見孝公，商鞅暢談變法治國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商君之法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資治通鑑》記載：;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秦國貴族多有怨言。
商鞅在秦國建立了延續百餘年的國策——耕戰。商鞅告訴秦人，生活中只有最主要的兩件事：耕田和打仗。商鞅認爲，只有強大的農業才能支持不斷擴大的戰爭。同時期的西方，亞歷山大大帝有5萬人的軍隊，羅馬軍團最爲強盛的時候也不過幾十萬人，而秦國到了秦始皇時代，已經能夠負擔一百萬人的龐大軍隊[1]。《史記》上說，正是耕戰策略最終成就了秦國一統天下的抱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