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之議，又稱鹽鐵會議，是漢昭帝時，霍光組織召開的一次討論國家現行政策的辯論大會，其本質是對漢武帝時期推行的各項政策進行總的評價和估計。漢宣帝時，桓寬根據當時會議的記錄，整理爲《鹽鐵論》。
元狩三年(前120年)，漢武帝擢用桑弘羊爲財政大臣，實行鹽鐵官營等經濟政策，雖然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但弊端百出，激起民怨。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經諫大夫杜延年提議，霍光以昭帝名義，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賢良文學六十餘人，就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政策，進行全面的總結和辯論。 同年七月，會議閉幕，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
鹽鐵會議的召開，對昭宣時期漢王朝的統治政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大權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堅持了漢武帝輪臺罪己詔中所制定的政策，進一步推行“與民休息”的措施;而桑弘羊在政治上則受到一定的挫折，其所實施的官營政策也有所收縮。
背景
有爲而治
西漢初期，政府奉行“行仁義、無爲而治”，雖然對商人有歧視性政策 ，卻對工商業很少干預 ，因而商品經濟快速發展，貨幣經濟也很發達。 至文景兩朝，人民富裕，國家安定。 武帝即位後，外有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內有建立大一統制度框架的需要，兼之武帝雄才大略，便謀劃藉助祖輩基業徹底解決帝國的長治久安問題。 大興功業必然帶來財政的吃緊，因而至武帝中期，國家開始對經濟採取干預政策。
元朔年間，武帝設置“武功爵”，共值三十餘萬 ;還專門樹立了一個獻財典型——卜式，號召百姓向國家捐獻錢財。 元狩六年(前117年)，爲應對財政危機，武帝任命孔僅和東郭咸陽爲大農丞，實施鹽鐵官營，募民煮鹽而官府專賣，並徹底壟斷鐵的專營。 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任命桑弘羊爲治粟都尉，代理大農令，天漢元年(前100年)升爲大司農。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經濟政策，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經濟收入，爲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與民休息
由於武帝獨奉行“有爲”，對外征伐不斷，兼之大興功業和救災 ，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僅僅二十年後，國家財政就開始頻頻出現虧空。 同時，武帝時期施行的經濟政策，雖然充裕了國家財政，卻使一部分財富逐步集中於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剝奪了中小階層的利益，農民的負擔愈來愈重。 而且依靠鹽鐵官營等政策所聚斂的財貨，無法維持戰爭的長期消耗，至武帝晚年時，已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民衆多次起義。
徵和四年(前89年)，武帝下《輪臺罪己詔》，指出“此後務在禁絕苛暴，不得擅興賦役，應致力農耕”，恢復漢初的“與民休息”政策。 這預示着經濟干預政策又發生了重要的改變，朝着減少干預放松管制的方向發展。
起因
後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重，詔近臣託孤，加封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與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共同輔佐幼主。昭帝即位後，有兩種不同的政策並行：一是以霍光爲首，主張推舉賢良、詢問民情、免除田租，即“恤民政策”;一是以桑弘羊爲首，堅持再開屯田、增強國力，所謂“富國強兵”政策。二者不但性質相反，而且淵源極深，前者爲武帝末年政策的繼續，其意合於標榜德治的儒家思想;後者則是武帝中期的積極政策，以增強國家權力爲優先考慮，與法家的政治思想合拍。
武帝去世後，桑弘羊的理財政策並未隨之廢除。桑弘羊推行的一系列官營政策，由於國家幾乎完全控制了生產銷售和市場，地主官僚、貴族和商賈，都對這些政策表現出強烈的反對和抵制。霍光掌權後，爲了緩解統治集團內部的壓力，主張對國家壟斷的工商業稍微放鬆一些，不要管的太死，而桑弘羊則堅決主張嚴管，二人的經濟理念出現明顯分歧。
始元四年(前83年)，因昭帝立皇后一事，上官桀父子、鄂邑長公主與霍光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而桑弘羊爲子弟謀官也屢屢被霍光拒絕。 於是，這幾股政治力量就聯合起來，試圖推翻霍光的輔臣地位。爲了保證“與民休息”政策的實行、進一步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霍光開始醞釀鹽鐵會議，以使人們認識到這些理財措施的弊端和缺陷，並進一步從政治上打擊桑弘羊，爲壓制桑弘羊提供社會輿論的支持。
過程
會議流程
召集人員
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杜延年向霍光建議“行文帝時期政策，提倡節儉、對民寬和”，霍光采納 [24] ，詔令三輔、太常各舉“賢良”二人，各郡國察舉“文學”一人。
開始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集抵達京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所選拔出的人才)，商議罷黜鹽、鐵、酒等專營政策，會議在京師隆重召開。
結束時間
始元六年(前81年)七月，會議結束，歷時五個多月。
與會人員
政府官員：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府的屬官丞相史和御史大夫的屬官御史等。政府方面的主要發言人，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共發言一百一十四次。御史發言十九次，丞相史發言十五次。
民間人士：賢良、文學，即“賢良方正”，共六十餘人。賢良是已經取得功名的儒生，文學是在某種學問上有一定成就的名士，他們都不是國家的官吏，而屬於民間的知名人士。留下姓名的有茂陵唐生、魯國萬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等。賢良文學也是經過一定挑選的，並不是每個郡平均出人。
中間方：丞相田千秋，他發言不多，只是在雙方辯論激烈的時候，講一些折中調解的話。
爭論焦點
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民所疾苦，教化之要”。 在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對鹽鐵官營等財政措施進行了全盤否定，並進而攻擊漢武帝時期的內外政策;作爲這些財政措施的經辦人，桑弘羊堅決捍衛漢武帝的內外政策，不僅就鹽鐵等政策的存廢與賢良文學展開了激烈論辯，而且充分肯定了諸如抗擊匈奴、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抑摧豪強和農商並舉政策的作用。此外，還涉及農業的基本政策，對社會現狀的估計和倫理道德觀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與今的關係等問題，這次會議已成爲漢武帝一代政治得失的會議。
經濟政策
賢良文學全盤否定官營政策，指責鹽鐵官營、均輸、酒榷等“與民爭利”，並導致民風敗化，把鹽鐵等官營視爲民所疾苦的根源;主張讓農民從事本業(農業)，抑制末業(商業)，即重農抑
商。其本質則是抑制官商，即反對官營。他們認爲鹽鐵官營之後，只注重產量，質量差，價格高，生產的農具多大而不適用;同時還存在不準挑選、購買不便、強買強賣和強迫農民服役等問題。 均輸法推行後，均輸官徵收當地沒有的物品，採取欺詐手段，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給農民造成了更大的負擔和痛苦。 平推法的施行，導致物價上漲，出現營私舞弊、官商勾結甚至囤積居奇的現象。
桑弘羊承認鹽鐵等官營事業，由於一些地方官不按國家規定的辦法行事，造成了一些流弊。但他批駁了賢良文學們全盤加以否定的看法。他認爲興鹽鐵、酒榷、置均輸平準，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且可濟民救災，有益於農民。如果政府不實施官營政策，增加收入，就要增加農民的賦稅，反而更會加重農民的負擔。
對外政策
對匈奴的政策上，賢良文學反對向匈奴用武力，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他們認爲，匈奴遠處漠北，對其侵擾活動，主要應用德化，多給他們點財物，與他們和親，搞好雙方的關係。他們認爲漢武帝對匈奴進行的幾次大規模的戰爭，都是幾個好事之臣，故意誇大敵情，欺騙了漢武帝，挑起了戰禍。這幾次戰爭沒有能削弱匈奴，反而造成了西漢國勢的衰弱，應該追究他們的責任。
桑弘羊則主戰，堅決反對和親。他認爲匈奴反覆無信，屢次破壞和親，侵擾邊境，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強調漢武帝反擊匈奴的戰爭是成功的，擊敗了匈奴的大軍，保衛了國家邊境的安寧，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將會流傳千古。
治國理念
對西漢獨尊儒術後的統治政策，漢宣帝做過一個經典概括：“霸王道雜之”，具體做法就是德刑並用，理論淵源就是先秦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相互結合，以儒學爲主題，法家思想作爲一個重要方面，同時吸收墨家道家和陰陽家等的思想。武帝獨尊儒術後，爲了達到恩威並用雙管齊下的目的，大力推行“霸王道雜之”的政策。
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爲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特別是漢武帝任用的一些酷良，如杜周、張湯、王溫舒等人，連法律也不顧，隨意諂害無辜的羣衆，動不動就一人犯罪，株連全族，搞得人心恐惶，動亂不安，因而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爲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學說作爲指導思想，主張法治，堅信刑法可以止暴，特別推崇嚴刑峻法的作用。他認爲治民之道不在教化，而在勵行法治，讓他們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針對賢良文學對一些酷吏的指責，他認爲這些酷良都能作到以法治事，對犯法者雷厲風行地加以處決，毫不手軟，所以在他們治理的地方，能作到寇止奸禁，取得良好的治績。
義利之爭
關於重義與重利導向的爭論關係着對經濟活動如何引導，決定着統治者的策略取向。賢良文學以儒家爲旗幟，主張人性善良，不能只講利，還必須有義的約束。堅持崇尚仁義纔是真正的治國之本。 桑弘羊是以法家爲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主張重利輕義，認爲人性自私，趨利避害，重利是加強中央集權、抗擊匈奴和賑濟災荒的需要，並明確指出財富是仁義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