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侵略氣焰，使英國乃至世界人民深受災難。時至今日，“綏靖政策”對當今國際政治外交尤其是我國仍有深刻啓示。
綜合國力
一個國家強大的綜合國力是立足於世界不敗之林的保障，經濟和軍事則是衡量其國力的主要指標。且看英國推行綏靖政策的經濟前提，可謂“衰敗不堪”，人民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德國咄咄逼人的擴張態勢，只得息事寧人，甚至爲了經濟的發展，進行變相的軍經調配，幻想用無原則的和平換取經濟的發展，導致軍力下滑，國力不濟。由此可見，沒有鞏固的經濟和強有力的軍事，國將不國。
當今世界，經濟變革日新月異。任何國家要想贏取財富，充實國力，必須迎刃而上，積極推進經濟發展。然而，“富國”決不能忘記“強兵”，“避戰”未必能換來“和平”。不思戰，不備戰，只能醉身於戰爭的溫牀。縱使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已成爲時代的主題，然而，沒有鞏固的軍力和有效的經濟爲和平撐腰，“和平”將成爲一紙空文。因此，富國強兵，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現今，臺海危機愈演愈烈。一次次針鋒相對的軍事演習，來自國外尤其是美國的無數次阻撓，要是沒有我們強大的軍力和經濟作保障，“臺灣獨立”的陰謀早已得逞。我們“絕不放棄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一方面，不屈從於美國的武力威脅，進一步加強軍事訓練與軍備改革;另一方面，不搞軍備競賽，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深化改革開放，促進綜合國力的增長!
軍事學家克萊因曾說過：國力=(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能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相對而言，我們的“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分佔世界第三和第一位，經濟和軍事能力也處於相對先進水平。這是一個乘數相當不錯的“國力硬件”，但是“國力軟件”即戰略意圖和國家意志卻相對低落。面對美國的文功武嚇，中國政府除了千篇一律地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抗議”，只會“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大有李鴻章“不可釁自我開”之態。南聯盟使館被炸後的不知所措和在伊拉克問題上的躲躲閃閃，充分暴露了其中庸和軟弱。對於臺灣當局咄咄逼人的態勢，除了“嚴正申明”，就是“呼籲對話”，以致讓臺灣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這正是英國“綏靖政策”的翻版。
對此，我們在富國強兵之際，更應注重上層建築的塑造，形成鮮明的國家意志，反對迂迴退讓的偏安綏靖政策，從“軟件”上更新，提高綜合國力。
政治穩定
政治是一個國家性質的體現;友好與霸道則是政治的雙重性格。政治霸道，必將掀起世界惡浪。只有實行友好政治，才能維護國際穩定!
英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的開明的君主國家，也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昔日霸主，霸權政治根深蒂固。它無視弱小國家的利益，損人利己，一手提拔德國，支持德國整軍、毀約，用以抗法反蘇，甚至威脅法國“若採取軍事行動，就會使自己同英國同盟分裂”[8](p.124)，助長了法西斯氣焰，終究引火燒身。一定程度上說，英國推行“綏靖政策”是其霸權政治的體現和維護其霸主權益的需要。
霸權政治是超級強國的本能表現。他們恃強凌弱，無視主權，動輒以武力相威脅，是世界不穩定因素之一。當今世界，美國到處以“民主、人權”爲幌子，干涉他國內政，導致巴以問題、臺灣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它放任以色列、臺灣當局，又製造一系列衝突，造成國際局勢緊張。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霸權政治下綏靖政策的產物，終將自食其果。
中國曆來注重國際友好相處，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是對霸權政治的有效限制。發展至今，中國日益成爲國際社會的一支中堅力量，切不可唯霸權國家馬首是瞻，應堅持正義，威武不屈，尤其是在臺灣問題上，不因美國的干涉而放棄統一;當然，也不可“沽名學霸王”，忽視弱小國家利益。共同推進友好政治，才能協調國際關係穩定，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外交發展
外交是一個國家與世界交流的必然途徑;傳統與靈活則是能否順利促進世界交流與發展的關鍵。外交方式是否得當，將很大程度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因此，我們必須實行靈活外交，促進世界發展。
環顧英國“綏靖政策”期間的戰略性外交策略，可用“傳統”概括，即沿襲“光榮孤立”的傳統外交立場，變相地實行“歐洲勢力均衡”政策。可以說，綏靖政策是英國“歐洲均勢”政策的延續和發展，始終突不破傳統外交的框架。面對德國甚囂塵上的擴張態勢，拘泥不知變通，用傳統的眼光審視德國，忽視法、蘇、美等國家的戰略意義。一方面表現出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又對法西斯侵略恐懼萬分，不知所措，外交中處於極爲不利的地位。可以說，“綏靖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國推行傳統外交的結果。
歷史證明，傳統外交只能延誤一個國家政策的靈敏度，違背“變通”原則。只有隨機應變，靈活外交，才能適應國際關係的變化。當今世界，外交活動日益成爲國與國之間政治活動的中心，尤其是近階段，巴以問題、美伊關係、朝韓關係錯綜複雜，各國政府審時度勢，積極變通，靈活外交成爲一種必然。中國政府也本着有所爲，有所不爲的方針，根據實力“對號入座”，積極實施所謂的“模糊外交”，即“不干涉、不放任、量力而行、見機行事”，它是對“綏靖”的突破，既能避免捲入戰爭，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又能對大規模戰爭進行遏制，防止戰爭擴大化，一定程度上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然而，“模糊外交”本身存在思想上的弊端。它承襲鄧小平“韜光養晦”策略，主張不爭一時之長，不扛大旗，不主動招惹麻煩，仍然處在消極防禦階段，不適應新時期戰略外交之需要。至於“不放任”、“見機行事”，也不過是隨聲附和或“嚴厲譴責”。國家領導不求有所得，但求無所失，以不同美國對抗爲最高外交綱領。外交部幾乎成爲外經貿部。中國外交有失高瞻遠矚、大氣磅礴之雄風，萬事以“不當頭，不管閒事”來聊以自慰。外交活動極爲被動。
當然，隨着國力的提升和領導階層的變化，中國的外交走向也愈發明朗。我們既要“袖手旁觀”，又要堅定、果斷，“提高嗓門”捍衛自己的利益。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和道德的呼籲只是綏靖論的變相。我們要逐步改變過去那種以對外界作出反應爲主的外交，而致力於增強外交主動性。通過建立國家間聯盟體系，實行多邊外交，並將外交重點由第三世界轉向發達國家，在世界發展道路上發揮更加活躍更具建設性的作用。
總而言之，英國綏靖政策的推行有其歷史的必然，它給世界，尤其是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啓迪。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年代，我們更應未雨綢繆，警鐘長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