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評價
陳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復旦大學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復旦大學這塊園地裏辛勤耕耘了半個世紀。他先後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聞系主任、文學院代院長、復旦實驗中學主任、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兼文學院院長、校長等職，陸續開設了修辭學、邏輯學、文法學、文藝理論、美學、新聞學等課程。他畢生熱情培養學生，並鼓勵他們走向社會，爲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培養了大批優秀幹部和人才。
忠誠教育
陳望道先生是我國共產黨的發起人和黨的早期成員之一，深深懂得幹革命需要共產黨的領導，辦教育同樣離不開黨的領導。在他主持復旦大學行政工作期間，自覺堅持黨的領導 ，忠誠於祖國的教育事業。
當時學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有關辦學方針、重大決策和幹部任免，他都提交黨委集體討論然後作出決定。這就使學校在黨委的領導下 ，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並取得較大的成就。
在辦教育的過程中，陳校長堅持根據我國教育實際，制訂學校的教學制度。他擔任校長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鑑蘇聯經驗的問題：是不顧民族特點，一味照抄照搬呢，還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從我國具體情況出發?
這裏舉一個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們高校曾借鑑蘇聯的辦學經驗，當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過當時把他們的"六節一貫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過來了。一個上午學生要連上六節課 ，上完第四節課之後，給每個學生髮一個小麪包，接着再上兩節課。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是不適合中國國情的。陳望道校長指出："中國的午餐時間同蘇聯不一樣，兩國學生的健康素質也有差別 ，怎能不顧事實照搬別國的經驗呢? "後來這一做法很快被糾正過來了。
1952年院系調整後，華東地區11所大學的有關專業調整到復旦大學。與此同時，許多著名教授專家也一起調到復旦。起初有些教授對院系調整想不通，情緒不穩定。陳望道先生針對這一實際問題 ，認真做好思想工作，促進教授間的團結，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例如爲了動員外文系一位教授出來擔任系主任，他一連三次登門造訪。
對中青年知識分子，他更是愛護倍至 ，創造各種條件，使他們健康成長，一旦作出成績，又及時給予提拔。由於陳校長善於團結知識分子，熱情關懷他們，許多教授的思想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安心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並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實證明這些教授的到來，壯大了復旦大學的師資隊伍，也爲後來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致力學風
建設一個良好的學風，對於任何一所大學來說，都是必要的。爲了使復旦有一個好的學風，陳校長在一些重要的場合都要談學風問題。
1963年他專門向全校師生作了學風問題的報告。陳校長指出：學風問題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涉及面廣，與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關，因此要動員全校所有人都來參與學風建設。同時 ，他又指出："優良學風的形成，是一個需要長時期的思想上啓發和行動上實踐的問題。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陳校長的報告在全校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通過這次全校範圍對學風問題的討論 ，大大促進了學校優良學風的建立。許多學生樹立起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堅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學生學業基礎紮實，畢業後分配到祖國各地，大都成了棟樑之才。
陳望道先生不僅倡導建立優良的學風，而且還身體力行，積極實踐。他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科學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張講究實際，反對說空話，無論是辦事還是寫文章 ，他都堅持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他常說，評價一個人，關鍵在於看他做了些什麼，不在於聽他說了些什麼。他反對寫那種長而空的文章，強調必須注重調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積極提倡從事創造性的研究 ，反對人云亦云，總之，無論在治學精神方面，還是文風方面，陳望道先生都不愧爲復旦人的楷模。
重視研究
陳望道先生在復旦長期從事教學工作，對科學研究也十分重視。他清楚地認識到，搞好教學，培養又紅又專的人才，是大學的一件頭等大事。但是，如果學校不同時重視和發展科學研究 ，教學水平就無法提高，培養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因此，陳校長極力倡導開展經常性的學術研究工作，並且強調學術研究中的科學態度。
爲了適應文化教育、科學研究事業的需要，復旦大學自1954年1起開始舉行校慶科學討論會。通過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學報告和討論，既檢閱了全校師生年來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動全校學術討論的開展。
這種形式，除了"文革"期間被迫停止了一段時間外，直到今天，復旦大學仍然每年都舉辦一次科學報告會，到1990年已舉行了24屆 ，參加的除文理科、科學技術外，還擴大到機關和管理部門。這種科學討論會，按照過去陳校長的意見，要認真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他認爲"堅持開展不同學派、不同見解的自由討論，既是繁榮科學的途徑，也是提高科學工作者的手段。實踐證明這種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陳望道先生不僅積極提倡科學研究工作的開展，而且還身體力行，帶頭從事科學研究工作。他從事一輩子進步的語文運動，也從事了一輩子語文研究。1952年起他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語言組副組長、上海市語文學會會長等職。
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一書曾得到毛澤東同志和海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 ，在市委和校黨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設立了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後來在改爲語言研究室)，由他親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陳望道先生擔任《辭海》主編的任務。經過全體編寫人員四年的辛勤勞動 ，《辭海》於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後，他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但仍堅持學術研究，最後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簡論》一書的定稿工作。
陳望道先生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我國的教育事業，可以說是"著作遍海內，桃李滿天下"。特別是他本人治學嚴謹，是值得後人紀念的。
哲學情懷
陳望道先生與哲學的緣分，可以從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留學時算起，當時他學的雖然是法科，但對人文類課程卻有極大的興趣，系統涉獵了哲學，特別是經過日本學者消化的西方哲學。再加上他先前在國內熟讀四書五經所打下的國學基礎，哲學功底可謂深厚。
鮮明立場
1920年秋，先生應聘到復旦大學國文部任教。20年代初，先生研究美學、因明學、倫理學。20年代中期先後作《美學概論》和《因明學概略》。前者是我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簡明美學著作。而後一部書則把因明學與西方的邏輯學相互參照，以說明其異同。這兩本書都是爲了教學之用而寫的，其中後一本書還專門是爲復旦學生學習因明學而寫的，在學生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另外，先生除翻譯了《共產黨宣言》外，還與施存統合譯蘇聯的波格達諾夫的《社會意識學大綱》，是又一部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色彩的譯著。受該書觀點的啓發，先生牢固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反對把文化當作一種休閒，當作“咖啡”、“冰激凌”或“風花雪月”，而是把其當作獲取新知和真理、追求人類自我解放的事業，其哲學立場十分鮮明。
主張有識
1939年秋，先生時隔八年重返復旦，到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1942年起任新聞系主任，直至1950年。在主持新聞系工作時，先生主張學生要“好學力行”，把“宣揚真理，改革社會”作爲辦系原則。先生認爲，撰寫新聞評論不僅要有膽，還要“有識”。而要做到“有識”，就必須接受哲學薰陶和邏輯學訓練，培養自身宏大的視野、清晰的思維。爲此先生專門爲學生開設邏輯學課程。先生強調，語法、修辭、邏輯三者密切相關，寫文章不講邏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到以理服人。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說法也有不合邏輯之處，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就犯了顛倒因果之誤，需要加以糾正。
建哲學系
1955年復旦大學籌建哲學系，時任校長的先生給予了大力支持，先後把陳珪如、全增嘏、王蘧常等知名教授調入哲學系任教，充實哲學系的師資隊伍，還發動一批校內名家到哲學系講學，包括周谷城、周予同、蘇步青、劉大傑、蔡尚思、談家楨、谷超豪、蔣學模等。
哲人風骨
“文革”後期，“批林批孔”，貶斥儒家，吹捧法家，很多曾經服膺儒家的知識分子紛紛改變立場，但先生卻批評法家“殺氣太重”，體現了哲人風骨。
先生平時表情嚴肅，言語不多，但一旦發言，總能別開生面，幽默詼諧，常常讓人捧腹。爲了推動復旦招收女生，先生曾對老校長李登輝採用激將法，提議把復旦改名爲“復旦男子大學”，以與北京女子大學相呼應。後老校長很快改變態度，同意招收女生。綜觀先生一生的學術和生命實踐，先生完全可以稱得上是一位知行合一、亦莊亦諧的哲人。明刊《哲壇女傑陳珪如》。
首譯宣言
“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記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爲它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就一直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茨基著的《階級鬥爭》，以及柯卡普著的《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爲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自認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這是毛澤東在1936年回顧自己的思想轉變情況時說的。
陳望道，浙江義烏人，1891年1月生。1915年東渡日本留學，1919年6月回國。我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先驅。
承譯鉅著
在經歷了聞名全國的“一師風潮”後，陳望道感到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應該從制度上進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須有一個更高的判別準繩，便是馬克思主義。基於這一認識，他潛心研究新思潮，翻譯《共產黨宣言》。
《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最重要的綱領性文獻，內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飛揚，要翻譯這部經典著作，把這些都通過中文確切地傳達出來，是非常不容易的。《共產黨宣言》在中國雖然早有不少人作過介紹，但有的只是摘錄，有的半文不白。所以，完成一部完整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就非常必要了。翻譯者起碼得具備三個條件：對馬克思學說有深入的瞭解，至少得精通一門外語，要有很高的漢語言文學的素養。這樣，纔有可能把這部經典著作譯得準確無誤。
於是，陳望道擔負起了這個重任，應上海《星期評論》社的約請，依據英文本和日文本，在1920年的早春，回到故鄉——浙東的山村分水塘，開始了他的翻譯工作。
墨汁當糖
陳望道就住在陳宅旁破陋不堪的柴屋中,裏面有一塊鋪板和兩條長凳，既當書桌又當牀。時值早春天氣，還相當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風透過四壁漏牆向他襲來，凍得他手足發麻。陳望道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母親給他送過來。爲了讓陳望道補補身子，有一次，母親特地弄來糯米，包了糉子送來給他吃，還加上一碟當地盛產的紅糖。過了一會兒，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還要不要再添些紅糖，他連聲答話：“夠甜夠甜了。”待到母親進來收拾碗碟，只見他滿嘴的墨汁，不由得哈哈大笑。原來，陳望道專心致志地譯書，竟把墨汁當做紅糖蘸着吃糉子，自己卻全然不覺。就這樣，陳望道以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進行翻譯，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伴隨着他送走了無數個漫長的寒夜，迎來了黎明前絢麗的曙光。1920年4月下旬，陳望道終於在分水塘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中文翻譯工作。
出版售罄
1920年4月末，陳望道終於譯完《共產黨宣言》全文，再經陳獨秀與李漢俊二人校閱。 陳獨秀想方設法給予出版。這部書的出版，還得到了共產國際維經斯基以及他的翻譯俄籍華人楊明齋的幫助。當時，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來中國，與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建立了聯繫，商討在中國發起建立共產黨的事宜。他們得知出版《共產黨宣言》遇到困難，便立即決定從帶來的共產國際的經費中抽出一部分資助出版。於是，就在上海拉斐德路成裕裏12號建起了一座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廠。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問世。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給共產國際的信裏講到，中國不僅成立了共產黨發起小組，而且正式出版了《共產黨宣言》。
這部譯著的初版本爲豎排版，小32開;全書用3號鉛字刊印;水紅色封面，印着一張馬克思的大照片，是半身坐像;還印着幾行小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共產黨宣言》書影第一種，共產黨宣言，馬格思、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書末版權頁上還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發行者：社會主義研究社;定價：大洋一角”。
此書一出版，就在社會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廣泛歡迎，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盡。當即再版，9月重印，仍然旋即售罄。後來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止，已經達到了重印17版之多，成爲國民黨統治時期，國內流傳最廣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國內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本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它的刊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對促進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也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
參與建黨
20世紀20年代，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闢地的大事。陳望道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工作。
1920年5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編輯部爲中心，經常開座談會，研討中國社會的改造問題。在研討過程中，他們都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於是，就先祕密組織起來。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早期共產黨組織。在中共“一大”召開前，先後參加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十餘人，陳望道是其中之一。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實際上擔負起了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乃至籌備組的任務。陳望道作爲這個小組的負責人之一，在黨的創建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除了參與和主持把《新青年》雜誌改組爲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陳望道還與邵力子一起把《民國日報》副刊《覺悟》變成了小組的外圍刊物;他又翻譯了《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書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的解釋》《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等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對梁啓超、張東蓀等人攻擊馬克思主義、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言論進行了批判;他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出版的內部理論刊物《共產黨》月刊(1920年11月始)和《勞動界》(1920年8月15日起)的創刊和編輯工作——這些都是爲黨的創建從思想理論上進行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陳望道擔任共產主義小組的勞工部長，在組織工人運動方面也做了許多工作。1920年5月1日，他和陳獨秀、施存統共同發起和組織了“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紀念大會，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1921年5月1日他又參與組織了“五一”紀念活動。1920年11月、12月，他直接參與籌建上海機器工會、印刷工會及紡織、郵電工會，他到滬西工人區宣講勞工神聖和勞工聯合;他參與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把青年團的中央機關設在霞飛路新漁陽裏6號，他是早期負責人之一;他參與上海外國語學社(共產主義的幹部學校)的活動——這些都是爲黨的創建從羣衆基礎和幹部培養上進行準備工作的一部分。
重睹宣言
由於後來國民黨將《宣言》定爲“禁書”，不準再版，見之即查繳，陳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陳望道去北京圖書館參觀，副館長鮑正鵠教授取出該館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產黨宣言》，特請譯者陳望道簽名紀念時，年已85歲高齡的陳望道才得以重見他所翻譯的《宣言》版本。
主政上大
陳望道，原名參一，筆名佛突、雪帆，浙江義烏人。我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語言文學家和文學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本全譯者。1923年至1927年擔任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學務長、代理校務長、行政委員會主席等職。1952年至1977年爲復旦大學校長，是復旦任期最長的校長之一。
1923年，陳望道受黨的委託，出任上海大學學務長，1925年後代理校長工作。他的教學風格民主空氣濃厚，學生學習活潑生動;學術研究也非常活躍，僅研究文藝的學術組織，就有春風文學會、青風文學會、湖波文藝研究會等。上海大學無論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以及學校的管理等方面，在當時都是別具一格的。
當時，中國文學系設有古文名著選讀、詩詞、戲曲、小說、修辭學、古籍校讀法、語言學、社會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哲學、科學方法論和第一、第二外語等課程。在這所大學簡陋的教室裏，可以聽到當時最新涌現的文學家、社會科學家的講課。在學生眼裏，講課的都是最新的人物，他們的言論、思想、風采和才幹，給學生留下一生難忘的印象。在陳望道的主持下，上大的文學系編輯了《文學》，作爲《民國日報》的文藝副刊隨報發行，先是半月刊，後改爲週刊。
在陳望道領導下的上大學生，幾乎全部參加了“五卅”運動，在“五卅”運動中，上大學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上大是共產黨用來爲自己培養幹部的一所學校，陳望道接受黨的委派在上大工作四年，爲黨培養了許多優秀的幹部，如陽翰笙、丁玲等都是上大畢業生。
大革命失敗後，上海大學被查封，陳望道開始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因保護左派學生，南京國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陳望道被迫離開復旦。新中國建立後，1952年9月，陳望道由毛澤東親自任命爲復旦大學校長，他還擔任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語言文字組副組長、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等職，還擔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
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終年8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