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軼事
李德紅軍長征史上一個不可忽略的名字。他作爲一名來自蘇聯的德國共產黨人，不僅同中國紅軍一起親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更是這一歷史壯舉的重要決策人和初期的主要指揮者。但正是由於他的錯誤指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並在長征初期付出慘重代價。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週後緊急受命，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他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祕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後，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爲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他就是後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後，並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爲了瞭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後移居到那裏。”
他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於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2年底，迫於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雲最後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來到瑞金，並開始啓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1933年9月，李德獲准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着“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聖旨。隨着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徵。
李德來到蘇區，雖然懷有幫助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良好願望，但是他錯誤的干預、指揮卻給中國共產黨造成了重大損失。第五次反“圍剿”期間，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將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這個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3年和只有街壘巷戰經驗的顧問，不問中國國情、不顧戰爭實際情況，僅憑課本上的條條框框，坐在房子裏按地圖指揮戰鬥，結果導致反“圍剿”作戰連連失利，致使紅軍被迫退出中央蘇區，而他本身只指揮過一個騎兵旅，使紅軍踏上了悲壯的長征路程。
長征初期，李德是負責軍事指揮的“三人團”成員之一，他的軍事指揮錯誤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強調保密，對戰略轉移沒有進行應有的政治動員;一方面在退卻中採取了消極避戰、逃跑主義，使中央紅軍在長征初期損失慘重。
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李德不瞭解中國的國情，也不瞭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義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李德神情沮喪，拒不接受批評。遵義會議後不久，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從而正式結束了李德、博古對紅軍的軍事指揮。
此後的長征路上，李德雖然不再擁有軍事指揮權，但仍然多次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德明確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肅抗日方針，反對張國燾南下。1935年7-8月間，紅軍大學成立，李德被派往講授軍事理論課。不久，發生了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拉攏紅四方面軍學員隨張國燾分裂逃跑的事件。李德與李特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堅持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針是正確的，不經毛澤東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爭吵中，毛澤東趕到說：“捆綁不成夫妻，誰願意走，放他們走吧!”
1935年10月，李德隨紅軍到達陝北。1939年8月李德離開延安返回莫斯科。作爲長征的親歷者，李德對長征給予了積極評價。他認爲，“雖然長征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從政治上看，仍然是中國紅軍的一次勝利。紅軍抵禦了佔有強大優勢的敵軍，突破了敵人的堅固陣地和重重包圍，給敵人以數十次打擊和成百次騷擾。紅軍行程1萬多公里，橫貫12個省，翻過18座大山，渡過24條大河。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明證。”
軼事典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李德支持左翼社會主義者。1923年加入德國共產黨，併成爲祕密713組織的成員，曾同蘇聯祕密機關聯繫。1926年德國統治者指控他有叛國罪行而被監禁。1928年4月，從柏林莫比特監獄逃出到蘇聯。不久進入軍事學校學習，參加蘇聯紅軍後當過騎兵師的參謀長。以後被送到莫斯科陸軍大學進修，由於學習成績優異，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1933年10月經上海被祕密護送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軍軍事委員會和參謀部顧問。他在擔任軍事顧問期間，推行軍事教條主義，他不懂得中國的國情，也不認真分析戰爭的實際情況，只憑在軍事課本上學到的條條框框，在蘇區進行指揮。當時任臨時中央書記的博古，把軍事指揮大權交給李德，由他一人憑着地圖指揮戰鬥。當時的地圖大部分是一些簡單的草圖，極不準確，所以他的指揮往往與前線實際情況差距很大。在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李德“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禦敵於國門之外”、建立正規軍打陣地戰這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他既排除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又反對紅軍支援蔡廷鍇。李德對博古說：蔡廷鍇的福建人民政府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蔣介石還危險，有更大的欺騙性，紅軍決不能支援蔡廷鍇。結果蔣介石打敗了蔡廷鍇的部隊，也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去了取得勝利的機會。
1934年春，李德對博古說，要準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準備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裏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同年10月10日，軍委總部從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長征。李德等人強令部隊採取“甬道式”搬家，行動遲緩，部.隊沿途消極避戰，使兵力很快損失了三分之二。在這期間，李德以華夫爲筆名在《革命與戰爭》雜誌上發表了不少評論，他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在軍事上的推行者。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德列席了會議，在受到會議批判後，被取消了他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撤銷了軍事顧問的職務。從此，李德離開了中央機關，隨紅軍一軍團長征到陝北，在那裏幫助訓練過騎兵，後任延安軍事學院教授。
1939年夏，李德離開延安經蘭州回到蘇聯，隨後被派到出版社工作：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馬克思列寧研究所工作，把蘇聯的一些政治和文學著作翻譯成德文。一度擔任過東德的文聯主席、作家協會第一書記。1974年病死。
對於李德的生活有一記錄，可供參考：李德原是個登徒子，可是他的好色卻不像他的名字那樣好德，他離開女人簡直三天都惶惶如也，可蘇區又沒有娼妓，後來博古等就給他找了個壯實的女人，雖然兩人話都不通，總算給李德解決了性慾，李德臉上的烏雲纔算散開了。(來源：劉秉榮《國民政府祕史》，732頁)
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這在德國、奧地利可能不算什麼，後來，一個年輕的農婦真的陪伴了李德在中國的生活，她的名字好像叫蕭月華。蕭月華不漂亮也不醜，有着中國農村婦女吃苦耐勞、善於伺候老公的品質。在蘇區的時候，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後，由於艱苦，大多數婦女被送到休養連，“李德夫人”也去了那裏。蕭月華歷盡艱辛隨李德到了延安，這個樸實的女人把李德伺候得很好。爲了讓李德生活更舒適一些，她在他指導下學會了烤麪包，在延安他們的兒子出生了。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纔是丈夫。由於兩國生活習慣和觀念相差太大，加上李德打了敗仗威信掃地，本來共同語言不多的他們經常吵架。後來他們離婚了，提出離婚的還是蕭月華。她後來到了長沙，在那裏工作了多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去世。
在紅軍大學的李德已經全沒有當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存在，講課中他舉了好多紅軍作戰的成功例子，以這些戰例作爲教學的參考。
歷史評價
其實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權力，但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李德，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當時又被排斥，所以，陣地戰變成紅軍的主要戰鬥手段。這是他沒有結合中國的國情而硬要套用歐洲革命的經驗，以至造成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一個曾經指揮紅軍千軍萬馬、實際權力一度比毛澤東、周恩來還高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在被削掉了兵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後還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態，卻也是難能可貴。當時相當多的紅軍學員對李德都產生了新的看法，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後來李德坦蕩地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講到這裏，李德由衷地豎起了大拇指。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李德不像王明，王明是明明錯了死不認賬。李德在總結自己指揮的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時坦蕩地說：“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同志比我更瞭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人特有的作戰傳統進行指揮。”(參考《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