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來看看小編帶來的王敦之亂：“王與馬，共天下”的皇帝與門閥共治體制下的武力博弈。
近年來，東晉與南明兩個政權命運的異同，在網絡上引起很多熱議。這兩個政權既有相似性：它們都是在原來的一統王朝)，在北方遊牧民族的攻擊下而亡國。原來的中央政府滅亡後，它們的部分宗室子弟，都在江南重建晉/明政權，史謂之東晉/南明。
也有不同：東晉自317年司馬睿稱帝，至420年劉裕奪位，傳11帝，享國103年;南明弘光、魯王監國、隆武、紹武、永曆，如果再算上鄭成功祖孫三代奉明正朔，割據臺灣22年，則南明僅傳四帝、一監國，享國30年。
東晉雖割據江南，與北方主要由少數族建立的“十六國”政權隔江對峙，但祖逖、桓溫多次北伐，甚至還取得抗擊前秦入侵的“淝水大捷”;南明則一潰千里，除少數幾次戰役，勉強佔據主動外，在滿清軍隊的凌厲攻勢下，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兩個政權的命運，爲何相差如此懸殊?
專家學者和社會大衆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考證，提出了許多觀點。其中，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社會大衆都比較認可的一種觀點是：東晉統治階層內雖有矛盾、權爭，但大多能和平解決，相互制約，相互妥協，勠力抗衡北方異族入侵;南明統治階層則內訌不斷，嚴重削弱了自身實力。這種觀點對嗎?我們認爲：這種觀點雖有一定合理性，但似乎不是絕對的準確。東晉建國伊始，統治階層內部爭權奪利的現象，也比較嚴重，甚至多次釀成武力衝突。本文要說的王敦之亂，就是其中較早、規模和影響較大武力權爭。
一、“王與馬，共天下”政治體制下的權力博弈
東晉是秦朝確立皇帝高度集權統治體制後，古代中國歷史上一個較爲特殊的時期，這就是著名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所說的“典型門閥政治”體制時期。
這一體制，即便在東晉時，人們也形象用“王與馬，共天下”這一諺語加以表達。這一諺語，據說來自司馬睿登基時，不敢獨坐御座，非要拉着丞相王導共坐的故事。
這一體制的實質，就是當時的一些門閥大族，如王氏、庾氏、桓氏、謝氏等，利用自己家族掌握的權力、社會地位和影響，雖與皇族無直接血緣關係，卻得以分割部分皇權，形成與皇帝聯合執政的體制。這在自秦始皇確立至高無上皇帝獨尊統治地位的帝制時代的中國，確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作爲西晉皇室偏支、爵位、官職均不顯赫的司馬睿，在西晉覆滅後，經過與殘存的西晉其他幾位宗室的競爭，被賦予了重建晉朝、共禦外侮的重大使命。司馬睿之所以得以稱帝，與當時南、北雙方的門閥大族的擁戴、支持，密不可分。尤其是當時門閥大族的領袖人物，來自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導、王敦堂兄弟二人，前者位居宰相，職掌中樞;後者以大將軍、荊州刺史的身份居外，職掌軍權。
司馬睿雖被譽爲“中興之主”，但在琅琊王氏爲首的門閥大族們的控制下，形同傀儡。出於對被權臣控制的不滿，對至高無上皇權的渴盼，促使司馬睿決意鋌而走險，採取廣樹黨羽、掌握軍權等措施，逐步削弱王導、王敦權勢，強化皇權。
司馬睿將鼓吹強化皇權的丹陽尹劉隗、尚書令刁協，視爲心膂，言聽計從。在劉隗、刁協等策劃下，王導的權力被逐漸削弱。司馬睿等還抓緊時機，在地方上進行權力佈局。
太興三年(320年)，梁州刺史周訪病逝。時任湘州刺史甘卓調任梁州刺史。王敦趁機奏請由親信陳頒接任湘州刺史。司馬睿、劉隗鑑於湘州位置緊要，素有牽制荊州的作用，遂否決王敦的奏請，以宗室司馬承爲湘州刺史。
司馬睿數番非同尋常的“奪權”，引起了王敦的警覺。爲探虛實，他給司馬睿上表，陳說歷來忠臣因被皇帝猜疑、被小人離間，而喪身殞命，進而導致國家衰亡的教訓。司馬睿深知王敦的意圖，他表面上雖提高了王敦的權力和待遇，內心卻對王敦更爲忌憚，更加速了權力佈局的步伐。
爲增強聽命於己的軍事力量，太興四年(321年)，司馬睿又採納刁協的建議，恢復揚州諸郡的僮客(貴族、官僚領有的佃農)良民(自由民)身份，將其作爲朝廷徵發賦稅、兵役的重要來源;隨後，司馬睿又命心腹戴淵、劉隗分別出鎮合肥、淮陰，搶佔戰略要地，減緩，乃至消弭王敦集團對朝廷的威脅。
司馬睿的這一系列佈局，雖然名義上打着抵禦北方後趙政權侵略的旗號，但實際上是在防備王敦，併爲將來最終剷除王氏家族，進行準備。對此心知肚明的王敦頗感畏懼。他最初想採取分化、拉攏的對策。他給劉隗寫信，希望與他修好，同心戮力，共輔皇室。劉隗洞察了王敦的奸謀，嚴詞拒絕了他的請求。
此時，東晉另一手握精銳重兵，此時正率軍矢志北伐、光復中原的祖逖，因感朝廷權爭激烈，對北伐大業處處掣肘，深感憂慮，憂憤成疾，於此年九月逝世。至此，被王敦視爲堪稱敵手的周訪、祖逖相繼辭世，讓王敦看到了以武力解決與司馬睿等權爭的機遇。
二、王敦第一次起兵叛亂
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以誅殺奸臣劉隗爲名，在武昌(江州州治，今湖北鄂州)起兵，東犯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他上疏司馬睿，列舉劉隗十大罪狀。並且提出，只要司馬睿將劉隗斬首，將其首級送給王敦，王敦就撤軍罷戰。王敦黨羽沈充也趁機在吳興(今浙江湖州)起兵，響應王敦。王敦軍進至蕪湖時，王敦又上奏司馬睿，列舉刁協的罪狀，請誅刁協。
司馬睿大怒，下詔定王敦爲“大逆”，懸賞緝拿捕殺，斬殺王敦者，封五千戶侯。他發誓要親率六軍，與王敦決戰。爲增強朝廷軍力，他急調劉隗、戴淵率軍入衛建康。當時衆門閥士族雖對王氏獨大不滿，但他們對司馬睿強化皇權的舉措，更加不滿。因此，他們對王敦起兵一事，大多采取坐視旁觀的態度。
王敦軍抵達建康後，首先攻擊素有“東吳第一軍事要塞”之稱的石頭城(今南京市鼓樓區清涼山)。守將周札不戰而降。司馬睿雖命劉隗、刁協等多次率軍反攻，但都被王敦軍擊退。
王敦奪佔石頭城後，放縱士卒，燒殺搶掠。建康大亂，衆官員、將士也都四散逃命，只有安東將軍劉超率部下扈衛司馬睿。眼見大勢已去的司馬睿，一面流着淚，勸劉隗、刁協等心腹速速逃走避禍;一面脫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刁協逃至江邊時被殺，劉隗則攜家屬，倉皇逃奔後趙。
司馬睿被迫任命王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執掌朝政。王敦誅殺戴淵等，對與己有異心的朝廷或地方官員，或誅殺，或黜免;到處安插自己的族人、黨羽，飛揚跋扈，專擅朝政。
王敦因太子(司馬睿長子司馬紹，後來的東晉第二位皇帝晉明帝)爲人勇毅，頗有謀略，在朝野素有聲望，將來極有可能成爲自己專擅朝政的絆腳石，於是打算廢黜太子。因但遭到衆門閥大族、官員百姓的激烈反對，而未能得逞。不久，王敦回到武昌，遙控朝政。同年，司馬睿因憂憤成疾而病死，太子司馬紹繼位。
三、王敦第二次起兵叛亂
王敦雖大權獨攬，“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但他仍不滿足。太寧元年(323年)，深感病勢日漸沉重的王敦加緊謀劃篡位稱帝。王敦的侄子王允之因受王敦喜愛，時常隨從身邊。他裝醉，竊聽到王敦與心腹錢鳳等人篡位的謀劃。他將王敦的密謀稟報了父親王舒，並和王導一起，稟告晉明帝。被王敦視爲心腹，任命爲丹陽尹，以監視朝廷動向的溫嶠，也主動將王敦的密謀，稟告給晉明帝。
經過緊張策劃，晉明帝決意掌握主動。他命王導爲大都督、揚州刺史;溫嶠和卞敦率軍守衛石頭城，另調戰力強悍的臨淮太守蘇峻、豫州刺史祖約(祖逖胞弟)等率軍入京，一則拱衛京師，一則武力討伐王敦。一切準備就緒後，晉明帝詔告天下，稱王敦已死，詔令王敦黨羽速降朝廷。王導也率王氏子弟爲王敦發喪。衆官員、百姓誤認爲王敦確實已死，一時士氣大振;王敦散佈各地的黨羽，因消息不靈，彷徨觀望，不知所從。
王敦接到詔書後大怒，但因病重，不能領兵，只好命哥哥王含爲元帥，與錢鳳等揮軍東下，進犯建康。沈充也起兵，響應王含。王含、沈充軍與朝廷軍在秦淮河一帶頻頻激戰，王含軍多次戰敗，士氣頓挫。
王敦得知王含等屢戰屢敗，氣急交加，一命嗚呼。王含和王敦的兒子王應不敢發喪，用草蓆包裹王敦屍體，外塗白蠟，埋在屋中。不過，王敦的死訊，還是迅速被散佈開來，叛軍頓時軍心渙散。王含見大勢已去，倉皇率餘衆逃竄。晉明帝下詔，大赦天下，唯王敦黨羽不赦。諸將緊追王含、錢鳳、沈充等王敦死黨不捨。王含父子乘船逃往荊州，投靠王舒，卻被王舒命人推進江中溺死。朝廷軍還將王敦的屍體挖出，跪着斬下頭顱;錢鳳、沈充等也陸續被殺，與王敦的頭顱一同懸掛在朱雀桁上示衆。至此，王敦之亂正式結束。
東晉初王敦兩次起兵叛亂，是東晉皇室與門閥大族權爭不可調和的必然結果。司馬睿一系列強化皇權、抑制門閥大族權力的舉措，不僅侵犯了當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琅琊王氏家族的權益，也使其他門閥大族的權益，程度不等地遭到“侵害”，因此，王敦第一次起兵叛亂時，門閥大族們多采取坐觀成敗的態度和對策。司馬睿僅依靠少數心腹，孤掌難鳴，因而失敗。
王敦專擅朝政，黨同伐異，肆意擴張王氏勢力，引起了其他門閥大族對一家獨大的王氏家族的不滿。他們與處於劣勢的皇室聯手，利用王敦病重、去世的時機，粉碎了王敦的第二次起兵叛亂，再次實現了中樞權力的微妙平衡，使“王/庾/桓/謝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政治格局，得以維繫，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國家、社會的基本和平與穩定。
不過，由於東晉統治階層內訌，無力外顧，導致羯族建立的後趙趁王敦之亂時，奪佔了東晉兗州、徐州、豫州大片疆域。晉明帝依靠蘇峻、祖約等流民酋帥的力量，平定王敦第二次叛亂，也導致蘇峻等集團勢力增強，專橫跋扈，爲而後蘇峻之亂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