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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如此強大 爲何沒有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局面呢

來源:安安歷史網    閱讀: 2.03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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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地方勢力崛起爲何出現藩鎮割據局面,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唐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北朝以來的“府兵制”,大搞“兵農合一”,士兵平時耕田種地,戰時自備糧食、武器去追隨將領出徵,戰爭結束則“將回朝,兵歸府”,這既可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又可以防止兵將勾結,從而釀成割據。唐朝玄宗開元之後,土地兼併嚴重,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上的“府兵制”瓦解。此外,唐玄宗好大喜功,屢次對外用兵,所以唐朝只能搞“募兵制”來滿足需要,從此兵歸將有,最終釀成“安史之亂”。爲了鎮壓叛亂,唐朝只能靠“藩鎮兵”,也就是利用藩鎮去打藩鎮,結果是出現“藩鎮割據”,唐朝因此而滅亡。

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如此強大 爲何沒有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局面呢

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清朝八旗、綠營兩支正規軍(國家軍隊)毫無戰鬥力,滿蒙貴族更是拿不出一位統帥之才。爲此,清朝只能將“剿賊”重任寄託在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地主身上,利用“湘軍”、“淮軍”、“楚軍”這些私人色彩濃厚的武裝力量去剿滅太平軍。事實證明,這些私人軍隊確實撲滅了號稱擁有百萬之衆的太平軍,不過中央集權卻由此而衰落。有意思的是,雖然清朝中央集權衰微,地方漢族勢力強勢崛起,卻沒釀成唐末那種藩鎮割據之局面,這實在是很有意思。

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如此強大 爲何沒有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局面呢 第2張

先看,清末地方漢族勢力究竟有多強大。清朝入關以來,雖然時常強調“滿漢平等”,中央高級官員“滿漢平分”,各佔一半。但是,滿蒙貴族地位還是要高於漢族官僚,尤其是在總督、巡撫等封疆大吏之設置上更是如此,全國八大總督,滿蒙佔絕大多數,地位至關重要的直隸總督則不許漢人染指。不過,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這情況徹底發生改變。同治三年(1863年),湘系集團控制着全國八大總督中5席,若是連同其他漢人督撫在內則更多,總督7席,巡撫全部,而且這趨勢還長期維持並不斷強化。甲午戰敗後,清朝編練新軍(仿照西洋模式),也是由漢人督撫來主持。八國聯軍侵華時,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拒絕奉詔北上勤王,而是私自與列強搞“東南互保”,無視中央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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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地方力量已經如此強大,且時常對中央政令“陽奉陰違”,爲何清末卻沒出現唐朝中後期那種藩鎮割據之局面呢?這裏告知答案。

要回到這問題,我們先來說說“藩鎮割據”所必須的條件,或者是必備要素。在中國歷史上,出現藩鎮割據局面在兩個時期比較明顯,即是東漢末年以及唐朝中後期。通過比較發現,這兩個時期都有一些共同因素。就國內而言,中央集權受到極大削弱,已經基本喪失了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傳統儒家之“君臣”觀念受到衝擊,將領多行伍出身,文化水準低,思想包袱輕。就國際局勢而言,周邊沒有強大對手可以威脅華夏文明安全,國家戰略環境比較好。就兩項標準而言,晚清並未完全具備,沒有東漢、唐朝哪種“藩鎮割據”之土壤。

晚清時期地方勢力如此強大 爲何沒有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局面呢 第4張

對於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地方漢族勢力強勢崛起,中央集權衰落之歷史事實不容否認,無可爭議。但是,晚清手握地方實權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彭玉麟、張之洞、劉長佑、劉坤一等封疆大吏卻並非“行伍”出身,而是飽讀孔孟之學的知識分子。要知道,自從南宋朱熹改造儒學以來,理學思想中之“君臣綱常”觀念深入人心。在此種背景下,一個飽讀詩書(朱熹主事過的四書),追求科舉功名的士子,若想讓他去搞混戰,做出有違背“倫理綱常”之事,那簡直是不可思議。且不說他們有沒有這實力,從思想上來說,他們就無法接受如此做法。此種情景,在晚清時期道出可見,尤其是以儒家“經世派”中心自居的湖南省更是如此,他們將“治國平天國”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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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早期創始人和精神支柱是羅澤南,這絕對是一個典型的勵志哥,絕對是程朱理學的堅定擁護者。一般而言,在民不聊生之時,底層羣衆會“揭竿而起”,效仿陳勝、吳廣、劉邦、黃巢、朱元璋、李自成等打江山。但是,這對貧窮得一無所有的羅澤南不適用。若說對現實不滿,沒有誰比羅澤南更有資格,包括落魄才子洪秀全、燒炭佬楊秀清。要知道,羅澤南因爲家窮,吃不到飯,一年內連續失去包括妻子、兒子、侄子在內的九位親人,而自己還因沒錢買藥而落下病根子。可是,羅澤南並沒舉旗造反,而是繼續搞學問(沒錢還搞學問,不簡單),堅持發揚程朱理學之精神。太平軍殺進湖南時,他先曾國藩組建“湘軍”(將領均是他學生,曾國荃、曾國葆、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等),帶領這幫人去保家衛國。由此可知,在羅澤南此種精神影響下,他們豈會公開挑戰中央。即使是八國聯軍侵華時期,張之洞、劉坤一搞“東南互保”時,事後還上書慈禧,說明自己之所以這麼做,實乃有不得已之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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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傳統儒家“倫理綱常”觀念深入人心,近代中國多災多難也不允許他們效仿唐朝中後期之節度使搞“割據混戰”。在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之努力下,歷時1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被撲滅,大清王朝迎來了所謂的“同光中興”時期。不過,此時的“中興”並非真的“中興”,而是內憂外患依然嚴峻,尤其是外憂。19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面臨着嚴重的邊疆危機,西北、西南、東北有“塞防危機”;東南沿海則有“海防危機”。列強隊伍中,除了傳統歐美各國,還加入了新崛起的日本,中國戰略壓力驟增。尤其是日本,先霸佔琉球、後侵犯臺灣、朝鮮,公然挑釁大清在遠東的主導權及其延續幾千年的“宗藩體系”,侵略之心昭然若揭。在此種大背景下,以“天下爲己任”的這幫地方實力派們(儒家代言人),怎會自己搞窩裏鬥呢!他們應該“尊王攘夷”,維護天朝上國之尊嚴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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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實力派強勢崛起是事實,但由於這幫督撫深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再加上近代中國出境堪憂,他們自然不會搞混戰。不過,隨着清朝滅亡,儒家思想衰微,由行伍出身擔任地方大員的都督、督軍們已經沒了思想上之包袱,軍閥混戰之局面立刻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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