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公使駐京。
早在 17 世紀，英國就與中國就有着民間的商業貿易往來。隨着貿易額的逐步增長，英國資產階級迫切希望開闢中國廣大的市場以獲得更大的商業利潤，不斷派人來華交涉，要求遣使駐京。
1792 年，英國政府以給乾隆祝壽爲名，派使臣馬戛爾尼來華交涉通商事宜，並呈遞了英王的國書。
信中說道: 從前大英國的許多商人到中國海口來做買賣，但商人的心思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人嚴加管束他們，恐怕他們會惹出許多事，所以派駐使者是爲了與大清國友好相處下去。
必須有一我國人，住在中國地方，方便管制我們來的人，有過錯代表大英國處罰他們，有委屈亦可保護他們，不讓國人在異國他鄉受到傷害。而清廷自乾隆起，爲什麼歷代皇帝都反對"公使駐京"呢?
一、乾隆爺以與大清國家體制不同拒絕"公使駐京"
看看馬戛爾尼使臣是怎麼和乾隆說的。駐使在歐洲各國都已經有了先例，好處在於歐洲各國互派使節的慣例，通過常駐使節來解除兩國間經商貿易而發生不必要的誤解和不愉快，促進兩國之間的友誼，避免不必要的戰爭。
馬戛爾尼表面目的在於約束本國商人,不讓他們在中國地盤上生事，促使兩國永遠和平交好。
乾隆帝以派駐公使駐京與天朝體制不合爲由拒絕英國政府的請求。乾隆爺對使臣說，我們天朝物產豐富，什麼都有，不需要你們外國人的東西和你們的工業品。言外之意是你們區區一個小國，我們大清根本看不上。
二、宗藩體制不允許"公使駐京"
實際上乾隆爺以及嘉慶、咸豐在大清心中是深受着宗藩體制這種思想影響的。其實中國以往歷朝歷代皇帝都以自己的皇權在上爲大國思想。宗藩體制是自秦漢大一統以至 1840 年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外交體制。
在這種體制下，傳統的中國在東亞地區構建起了一個以自己爲中心的穩定的國際關係，在這個體系中，中國是宗主國、"天朝上國"，也就是上等國家，其他周邊各民族則，成爲中國的藩屬國，要依附於中國，要朝貢叩拜，有事我們可以幫助這些藩屬國來解決。
近代以來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國際關係，只有上國對藩屬的關係，領導與下屬的關係，中國的一切外交也都是以此開展外交，凡是到中國來的外國使者都是朝貢的。這明顯是大國自居的自我認知狀態，這種思想是根深蒂固，幾千年形成的思想。
宗藩體制的形成與中國所處的相對封閉的周邊地理環境和儒家思想的長期浸潤密切相關。儒家崇尚以"王道"治天下，所謂的"天下"就是中國所認識的世界，而中國則是世界的中心。
在人類的歷史早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各民族之間相對孤立，互不往來，民族貿易、人民種族的繁衍等多方面融合更是無從談起。
在中華文化區域四周的的各民族，凡能接受中華文化者，便是中國，各民族接受中華文化與否，任其自擇，決不強求。
成爲藩屬的民族對中國的義務，只有定期或不定期的朝貢，中國則通過賞賜、代爲戡亂，幫助抵禦外敵入侵，傳播文明以及朝貢貿易等形式，對藩屬國加以恩惠。
例如本國內曾經的吐蕃、大理等等少數民族邦國，周邊的朝鮮、日本，像東南亞的那些小國更是攀附於中國，使其獲利，自甘於藩屬的地位，尊中國爲"上國"，從而減少戰爭的摩擦，維護了中國作爲"中央大國"的威嚴和安全。
這都是與國家的經濟實力和國力分不開的，國強則軍強，國弱則民弱。縱觀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國力強盛時期，則"王道"開張，文化廣被，而"萬國"朝貢臣服。
儘管如此，這種觀念深深地紮在統治者的心裏，幾千年形成的思想就像儒家思想一樣到現在的中國也存在於國人心中，這樣的地位是難以撼動的。
面對西方已經開始工業革命產出的鐵甲船和火炮,清朝還抱着傳統觀念不放,自認的把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納入自己宗藩制度中,不管西方國家是否接受，來維護自己封建統治的根基，這是封建思想腐化的一個表現。
清朝政府把"公使駐京"這樣的外交政策視爲對宗藩制度乃至皇權集中統治的最大的陰謀，不惜代價進行反對、抵制。清政府這種外交政策直到鴉片戰爭之後才得以改變。
在1860年,在英法聯軍兵臨北京城下時,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強在通州進行談判。在清王朝政權危在旦夕的時候,雙方竟然還在爲公使駐京覲見皇帝禮儀問題吵得不可開交。
英國代表認爲公使進京必須面見皇帝、親遞國書,見到皇帝不必下跪。清朝代表認爲此事關係大清國的國力,不肯讓步。
因而，當面對受資本主義擴張規律支配來華要求通商的西方國家時，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統治者自然把這些新來的西方各國商民當作朝貢者對待，他們派出的使臣在中國人看來無疑也是爲了朝賀和進貢的，因而他們所得到的不過是被准許定期朝貢。
分別修撰於康熙、乾隆、嘉慶朝的《清會典》均把與清朝進行商業往來的西洋諸國列入清朝的朝貢國範圍，直到 1899 年，這個時期纔有了"公使駐京"。
三、鴉片戰爭國際公法後"公使駐京"得以實現
鴉片戰爭前，雖然有人注意到英國在海外的殖民擴張活動，卻沒有引起統治階級的警惕。鴉片戰爭是國際公法對宗藩制度的第一次激烈衝擊。
經過戰爭,宗藩制度遭到巨大破壞。在簽署《南京條約》中,大清皇帝和大英君主的地位是一樣的,沒有臣屬、朝貢等與宗藩制度有關的字樣。
顯然這個時期的大清在外國人眼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和他們地位上是一樣的，不再需要跪拜大清皇帝，也不再向大清皇帝進行進貢。
在歐洲，他們已經開始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大清還處於閉關鎖國的封建王朝統治下，這個時期的大清在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上已經開始落後於歐洲大國，只比亞洲的日本強些。
英法聯軍兵臨城下,在通州談判時,清朝代表寧願兵敗城破也要堅持覲見禮儀的原則,顯得多麼不合時宜。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上並沒有擺脫傳統的思維方式，仍然把"隔絕"當成了防範外人的指導思想。
這種思想一方面反映了長期閉關狀態下養成的追求平靜和安逸的心態，一方面也反映了統治者對資本主義的擴張性缺乏清醒的認識。這種無視世界發展方向的認識和行爲，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更大的災難。
國際公法是以國家主權平等爲基礎的。在這個基礎上,派駐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這又與宗藩制度是相逆的，不論內部的藩國還是西方的藩國,都要臣服於皇帝，這是不容置疑的。
"公使駐京"與宗藩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從這個說法上來看,"公使駐京"是宗藩制度徹底瓦解的標誌、開始，是走出閉關鎖國的第一步，也是最關鍵最最重要的一步。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宗藩制度是在西方列強的武力逼迫下被迫瓦解的。接受他國使臣,本應是接受國的主權權利而非義務,但此時的國際公法掌控在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手裏。所謂的主權平等,只是針對西方列強之間的。
對於落後的亞洲、非洲及拉美國家,資本主義列強從來沒有講過主權平等。在"公使駐京"這個問題上,西方列強表面上打出的是主權平等的國際公法旗號,但從來沒有把中國視爲主權平等國家。
當國際公法成爲資本主義列強實現其殖民目的障礙時,他們就會把國際公法踢到一邊。
若說乾嘉兩朝還有能力"持盈保泰"，堅決拒絕了公使駐京;但到了咸豐朝清政府再也沒有能力維護國體，被迫允許外國公使駐京。
正是由於文明性質和外交體系的差異，導致了清政府與西方諸國之間不能建立起平等的對話，而公使駐京恰恰歷史性地成爲打破這種不平衡的突破口。
儘管在對外認知上表現出遲緩、頑固和僵化，但隨着西力強勁的東來，清政府在外交上也不得不開始艱難地邁向近代化。
談古論今，我們認爲 19世紀中葉清政府之所以未能及時作出調整，在被動中無奈地一步步退讓，一點點地作出調適。而今看來，公使駐京似乎符合近代外交慣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國與國交往中常有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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