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一說到清朝後期的腐敗無能，學者和專家們往往都連上“閉關鎖國”一詞。意爲清政府“閉關鎖國”的國策，是導致大清帝國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來有學者研究認爲：清政府“閉關”確有其事，但並沒有完全“上鎖”，還留下了一扇南門：那就是乾隆皇帝定的廣州“一口通商”。那麼，乾隆爲何只允許“一口通商”呢?
這事兒還得從十七世紀後期說起。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亂、統一寶島臺灣之後，爲了振興沿海地區長期凋敝的經濟，決心解除明朝以來三百餘年的海禁，實行開海通商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首次以“海關”命名，在東南沿海正式設立“四大”海關：廣州的粵海關、廈門的閩海關、寧波的浙海關、上海的江海關。這“四大”海關成爲朝廷確定的外國商船來華貿易的指定地點，也是中國歷史上正式建立海關的開始，更是中國海疆政策的一次歷史性轉變。
“四大”海關設立後，東西方之間的商貿往來出現了一派繁忙的景象。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中西方貿易交流的前景就會越來越輝煌。可惜的是，“開海通商”的國策實行了70年後發生了逆轉。起因是1755年，英國政府派商人洪任輝(英國商人起了箇中國人的名字)率領商船隊直抵浙江寧波口岸。寧波雖然設有海關，但一向不是洋船貿易的聚集地，而且寧波是海防要地。乾隆皇帝聽說英國商船不請自來，直接的反應就是對浙江海防的憂慮。爲了阻止英國商船北上，乾隆決定大幅提高關稅，想以此逼退他們。可是，高額關稅並沒有嚇跑英國商人，他們寧可多交稅，也要到浙江來貿易，這讓乾隆爲難起來。
怎麼辦?恰好1757年10月20日，剛上任不久的閩浙總督楊應琚一天之內連上了四道奏摺，專門就閩浙的海防與海關問題建言獻策。奏摺中的核心建議就是：“海防安全高於一切，閩浙一帶不應該讓洋船自由出入，而南疆的珠江口具有兩山、炮臺、沙淤等一系列天然防禦優勢，是在確保海防的前提下進行通商貿易的最佳選地。”對於楊總督只留一個口岸通商的建言，乾隆深表贊同，揮筆御批：“所見甚是!”
此事經過朝臣商議，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頒佈諭旨，明確宣佈：嗣後口岸定於廣東，外來商船隻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據此，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一起關閉，清朝的對外貿易全部集中到粵海關。由此，“四口通商”變成了“一口通商”。
乾隆帝的“一口通商”國策，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時期在列強炮艦威逼下，被迫打開“家門”，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實行“五口通商”。假如那時保留“四口通商”或繼續擴大通商口岸，大清朝是不是就能與世界接軌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