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部署羅馬軍在人數上佔有巨大優勢，其列入戰陣的兵員組成大約爲步兵六萬六千人，騎兵七千人。留守營地的羅馬軍約有一萬人。漢尼拔可能有大約三萬二千步兵與一萬騎兵，餘下大概有五千人守衛大營。迦太基軍以巴利阿里籍投石手與輕長矛手爲散兵，在其主戰線的左翼是由其胞弟哈司德魯巴爾率領的伊比利亞與高盧騎兵，他們旁邊是半數的非洲重步兵。再旁邊，在戰線中央，交替排列着穿紫邊白麻布短軍服的伊比利亞步兵與慣於幾乎裸體作戰的高盧步兵單位。他們旁邊是另一半非洲步兵，處在右翼的是努米底亞騎兵。布好戰陣以後，漢尼拔命令中路的伊比利亞與高盧步兵向前挺進，致使其戰線中段呈弓形前突。漢尼拔的指揮位置在其部隊中央。羅馬軍指揮官瓦羅還是採取羅馬人慣用的三線戰鬥編隊，羅馬騎兵在右，其盟國的騎兵居左。輕武裝部隊也按常規部署在主戰線前方。但當瓦羅發現迦太基軍利用河灣地形至少使其左側面得到保護，他也開始改變自已軍團的隊形，使其戰線縮短，以此與漢尼拔的戰線相匹敵，他把各中隊的正面收攏以加長其縱深，並使行列之間的距離縮小。經過這些改變，羅馬軍各中隊實施機動的餘地大大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變得過於狹窄。這使羅馬軍從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因爲他們是以一種完全生疏的新隊形進入戰鬥的
戰前部署
羅馬軍在人數上佔有巨大優勢，其列入戰陣的兵員組成大約爲步兵六萬六千人，騎兵七千人。留守營地的羅馬軍約有一萬人。漢尼拔可能有大約三萬二千步兵與一萬騎兵，餘下大概有五千人守衛大營。
迦太基軍以巴利阿里籍投石手與輕長矛手爲散兵，在其主戰線的左翼是由其胞弟哈司德魯巴爾率領的伊比利亞與高盧騎兵，他們旁邊是半數的非洲重步兵。再旁邊，在戰線中央，交替排列着穿紫邊白麻布短軍服的伊比利亞步兵與慣於幾乎裸體作戰的高盧步兵單位。他們旁邊是另一半非洲步兵，處在右翼的是努米底亞騎兵。布好戰陣以後，漢尼拔命令中路的伊比利亞與高盧步兵向前挺進，致使其戰線中段呈弓形前突。漢尼拔的指揮位置在其部隊中央。
羅馬軍指揮官瓦羅還是採取羅馬人慣用的三線戰鬥編隊，羅馬騎兵在右，其盟國的騎兵居左。輕武裝部隊也按常規部署在主戰線前方。但當瓦羅發現迦太基軍利用河灣地形至少使其左側面得到保護，他也開始改變自已軍團的隊形，使其戰線縮短，以此與漢尼拔的戰線相匹敵，他把各中隊的正面收攏以加長其縱深，並使行列之間的距離縮小。經過這些改變，羅馬軍各中隊實施機動的餘地大大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變得過於狹窄。這使羅馬軍從一開始就處於不利地位，因爲他們是以一種完全生疏的新隊形進入戰鬥的
會戰經過
瓦羅現在命令全軍出擊，戰鬥於是開始。當羅馬軍團快要衝到迦太基主陣地時，兩軍散兵從戰線的空隙中後撤。雙方騎兵遂開始衝鋒。在迦太基軍左翼，哈司德魯巴爾率領的西班牙與高盧騎兵很快就壓倒了衝向前來的羅馬騎兵。羅馬騎兵大部被殺，其殘部沿河道受到追殲。
在迦太基戰線右翼，數量居於劣勢的努米底亞騎兵勇敵羅馬軍左翼騎兵，雙方的戰鬥不分勝負。戰線中段，集結起來的羅馬軍向較爲薄弱的伊比利亞、高盧步兵戰鬥線推進。高盧兵與伊比利亞兵緩慢後退。他們的凸形戰線先恢復平直，然後又變成凹形。隨着迦太基戰線的後撤，越來越多的羅馬士兵向中心涌入。這正是漢尼拔所希望的。羅馬軍擠作一團，連揮動武器都有困難。就在此時，他們發現左右兩側的重武裝非洲步兵突然包圍他們的兩翼並向中央壓迫。
在此同時，哈司德魯巴爾及其凱旋的騎兵顯然已繞過羅馬全軍，從背後攻擊與努米底亞部隊相對的羅馬左翼騎兵。羅馬同盟騎兵落荒而逃，努米底亞騎兵策馬追擊。哈司德魯巴爾則急急趕去從後面攻擊落入圈套的羅馬軍團，切斷其退路。羅馬人雖然勇氣不減、奮戰不息。結果還是成千上萬地遭到殺戮。
二、會戰分析
戰前部署
從羅馬軍團的隊型部署上看，瓦羅無疑犯了嚴重的戰術錯誤。其縮短正面寬度，加大縱深，是意圖增大軍團隊型衝鋒時的衝擊力，以一舉擊破加太基人的正面戰線，並挺進其陣型縱深而擊潰對手。然而，這種做法導致了三個致命後果：(1)正面寬度的內縮致使側翼暴露(2)各中隊實施機動的餘地大大減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變得過於狹窄。 當隊型衝鋒受阻，各線間空隙變得極爲狹小，不僅沒有任何機動性可言，連戰鬥所需空間也嚴重不足(3)縱深的加寬必然犧牲一部分的正面戰鬥力，而且以一種完全生疏的新隊形進入戰鬥也必然使戰鬥力大打折扣。這三個問題在羅馬人未能迅速突破對方正面後表現的非常明顯，成爲此戰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觀察漢尼拔的陣型，可以發現他的部署是非常有針對性的。首先在戰場的選擇上，將己方佈置在河彎處，既使側翼得到掩護，又使正面能有後撤的空間。從圖上可見，其正面後撤的弧型幾乎與河彎曲度吻合。其次，在兵種比例的配置上作到了揚長避短。漢尼拔從以往的經驗上發現了羅馬騎兵並非戰場的主力，只是待步兵擊潰對手後負責追逃工作。對此，他在兩翼的騎兵上作足了文章。在會戰中也印證了這一點，羅馬人兩翼騎兵的過早潰敗使軍團方陣的側後完全敞開成爲了此役的另一決定性因素。可以大膽想象，羅馬騎兵正在打盹等待追逃之時，迦太基軍的野蠻人騎兵(Barbarian Cavalry)已經衝到他們面前亮出了長矛。
2、 指揮
顯然，瓦羅的指揮表現了孤注一擲的態勢。以羅馬軍的巨大兵力優勢，採取短正面大縱深的進攻隊型是不必要的冒險。也許是自信或者無知，抑或是他認爲漢尼拔會在正面背水一戰，總之，他的戰術正中漢尼拔下懷。
此役最讓人歎爲觀止的是漢尼拔“時機選擇上的無比精確，騎、步兵戰術的高度協調”所表現出來的正面彈性。“紙上談兵”並不能清楚地感覺漢尼拔指揮的精妙所在。但在千軍萬馬的沙場上，在沒有任何通訊工具的條件下，能指揮部隊達到如此協調的程度，的確令人由衷敬仰。會戰中，羅馬人的衝鋒就像一把鋒利的錐子直刺迦太基正面;此時考驗的是指揮官對時機的把握能力，後撤過早，不能達到包圍的目的;過遲，正面就有被突破的危險。漢尼拔指揮着正面戰線，把“袋底”的彈性發揮得淋漓盡致，羅馬步兵像踏進流沙一樣陷了近來，不僅攻擊不了對方而且還動彈不得，而迦太基的騎兵從背後的絞殺爲這個大墳墓填上了最後一把土。另外，椐德爾布呂克的記述，羅馬人由於後方受到打擊而放緩了前衝速度，使迦太基正面得以堅持。但如果沒有很好把握時機並指揮有序保持退而不亂，迦太基的正面可能難以堅持等到騎兵在兩翼的勝利。由此觀之，漢尼拔爐火純青的指揮藝術無疑也是此役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三、對後世戰略戰術的影響
坎尼戰役是是“古代戰爭史上一個無與倫比的軍事藝術典範”，在各個戰術細節上是如此接近完美，以至與其成爲完美包圍殲滅戰的代名詞而幾乎沒有與之相媲美者。正如施利芬所言：“歷史上有無數的瓦羅，而漢尼拔只有一個。”
後世的軍事家大多都以坎尼爲側後攻擊的指導典範。施利芬就是一個“癡迷”於坎尼的德意志帝國的參謀長。他提出的著名的施利芬計劃就是坎尼戰術在戰略上的變形，期望通過一個大迂迴運動以足以與坎尼媲美。儘管以此爲藍本的馬恩河戰役並沒有成功，坎尼模式在戰略層面上是否有實際意義受到質疑，但無法掩蓋坎尼對後世軍事思想的影響之深。二戰中德軍的閃擊戰一個重要部分就是以快速部隊大縱深迂迴包圍殲滅對方重兵集團，與坎尼模式的迂迴包圍思想是異曲同工的。
在戰術層面，坎尼模式得到了延伸運用。典型的如“砧錘戰術”，是在不完全條件下的不完全坎尼模式。坎尼模式也刺激軍事家和指揮官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對方陣線的側後。“側後攻擊是一切戰術的精華所在。” 施利芬的話似乎有些誇大，但坎尼的影響可見一斑。
漢尼拔在坎尼一戰中表現的指揮藝術使其無愧於西方四大名將之一。他對戰局時機的總體把握和指揮的協調彈性，成爲後世軍事家和名將所學習與效仿的範例。就連與漢尼拔有不共戴天之仇的羅馬人，也不得不承認其卓越的軍事天賦，最早稱其爲“戰略之父。”
